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

　　凭借研究福清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俞达珠先生以敏锐的视觉，透视“熙宁变法”的历史背景，比较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王安石变法的利弊得失以及失败原因，并由此牵引出郑侠与王安石变法以及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微妙关系，重点对郑侠予以“正名”。

　　历史的面孔是严肃、公正的，不容随心所欲涂鸦。由历史构筑的舞台，演绎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模范、平民百姓。他们的真善美，假丑恶，是非功过，忠奸正邪，诚实虚伪，君子小人，均由他们的言行举止所表现，所决定的。任何人的浓墨重彩，文过饰非，颠倒歪曲，诽谤攻击，可能一时使一些事，一些人面目全非，但是终究不能一手遮天，终有云开雾散、日清月朗的时候，还其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事实终究要胜于雄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

　　二

　　人们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哪怕是专家学者，甚至是著名的专家学者，也难免雾里看花，不识庐山真面目。为什么呢？究其根源，无非是哲学范畴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认清真面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必须掌握丰富历史事实材料，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地分析、研究、论证，才能客观、公正地得出科学结论。这里所说的立场，就是人民和国家的立场，所说的观点，是指唯物史观；所说的方法，是实事求是，科学、辩证。

　　俞达珠先生研究熙宁变法（包括他研究的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及其这一历史时期的王安石、司马光、郑侠等历史人物，就是秉持上述的立场、观点、方法，因此所得出的结论，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性，笔者信服，也乐于接受。尽管还不是尽善尽美，至深至透，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产生“石破惊天”的效应。

　　站在利民利国的立场来分析熙宁变法的利弊得失，来评价王安石是非功过，来衡量对郑侠是褒还是贬，这是俞达珠先生学术研究的立足点。郑侠职微官小，接触社会最低层和平民百姓机会更多，更能耳闻目睹民间之喜怒哀乐，更能体察新法执行过程中所带来不“利民”不“便民”的严重后果，在“民为邦本”理念的驱动下，不顾个人安危，不顾犯上、犯颜大忌，先对自己的恩师宰辅王安石上《上王荆公书》，反映新法带来的弊端，以期引起王荆公注意纠正，不意王荆公却置之不理。不得已，郑侠本着“上畏天，中忧君国，而下忧生民耳”之情怀，直接向神宗皇帝上《流民图》及《论新法进〈流民图〉疏》，直言新法及其天灾人祸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建议朝廷“开仓廪赈，质乏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一切罢去”。为什么呢？因为“中外之臣，……而乃肆其刀锧，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视夫民之死而不恤”。郑侠上的《图》、《疏》，锋芒直指不“利民”不“便民”之新法，以及那些“贪缪”之“中外大臣”（即吕惠卿、蔡京之流）。郑侠以是否“便民”、“利民”为尺度，去衡量新法利弊得失，决定自己对新法的态度：从初始赞同，进而质疑，最后反对。因此，对郑侠的言行应该褒，不应该贬。这是俞达珠先生站在人民的立场评判郑侠的结论。

　　有了正确的立场，还得坚持正确的观点。这也是俞达珠先生评判历史事件和相关历史人物所注意把握的。正确的观点，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基本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唯物史观也可以浓缩为实事求是的观点。这个观点告诉我们：一切举措、政策、乃至变革。都要从实际出发。反之，必然适得其反，必然得不偿失。北宋熙宁变法之前，也曾实行过变革。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恐怕跟背离唯物史观有关系。郑侠所处地位，使他比较了解国情、民情，能从不“便民”、“利民”的后果中敏锐地看出新法的弊端，因此分析问题也带有朴素的唯物史观。俞达珠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熙宁变法后，赞同郑侠（包括司马光等人）反对新法的观点。

　　除了立场、观点正确外，评判历史事件及其历史人物，也得坚持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坚持正确的方法，就要反对形而上学的唯心论，也要反对机械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说白点，就是对历史事件及相关历史人物的评判，既不能肯定一切（即说好，一切都好；说对，一切都对），也不能否定一切（即说坏，一切都坏；说错，一切都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俞达珠先生运用的炉火纯青。先生分析熙宁变法时，既指出其利，也指出其弊；对新法的失败原因，既分析外因（即客观原因），也分析内因（即主观原因），特别是王安石个人原因。在分析郑侠时，既肯定他“上畏天，中忧君国，而下忧生民耳”的情怀以及廉洁奉公，嫉恶如仇的高尚情操，也指出他对新法的失败，在道义上应付的一定历史责任。对司马光的评判，既肯定他反对新法的正确道理，也指出他在执政时，不该全部废除新法。从俞达珠先生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可以看出，他不赞同把对新法有不同意见的人，人为地划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或“反对派”，划分为“新党”、“旧党”。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只能是正确和错误之分，而不同意见中，如支持意见中，有正确的，错误的，都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的采用“是”、“否”的方法，更不能对不同意见的人，动不动就扣上什么帽子，无限上纲上线。在运用科学方法时，俞达珠先生还能十分注意博采众长，取长补短。只要你的意见有见地，有新意，他都能虚心采纳。即使对某些学术权威，只要先生认为权威的意见有偏颇，他也敢于向权威挑战，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先生为写好《说郑侠》这部学术专著，参阅了很多资料（参见《说郑侠》第215页所列的《本文所参阅的资料》），对史学界、学术界的各种意见经对比综合分析、研究，形成了一家之言，其学术的含金量自然较高。

　　三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历来是专家学者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目的。俞达珠先生研究历史，也执着秉持这一原则。他研究郑侠及其相关的“熙宁变法”动机、目的十分明显。这在《说郑侠》的《前言》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前言》第一段便开门见山地说：“每做一件事，总想要表达什么目的，表达什么心思，也会想为自己提出什么人生价值，留给后人点评。‘说好’，‘说不好’，都不是应该去追求的东西，应该追求的东西是‘有人提起’，而且‘议论一番’，这才是想做某些事的真正动因和最终目的。”通读《前言》的全文，笔者以为，概括先生写《说郑侠》，“真正动因和最终目的”也还是“古为今用”。他不厌其烦地摘引《每周文摘》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转引《新京报》、《每周文摘》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第十八期引《南方日报》四月九日所载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蔡兵《民众为什么对改革产生焦虑》一文，“来反思当年郑侠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更有深刻的理解”。他还引庄克复先生《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制》一文片段（见《炎黄春秋》二零一二年第四期），还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蔡昉的《特权阶层隐性收入致贫富差距增大》的一段话（《每周文摘》二零一二年四月十日第二十七期），意在对古代的变法和当代的改革对比，找出其中的共性，或规律性来，以此论证郑侠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当代改革的借鉴作用。

　　以《文史知识》二零一二年第五期《编者的话》表述了俞达珠先生自己的“史观”：“无论历史是以何种方式书写，无论历史的叙述方法有多少种，探寻曾经存在的历史真实，解开历史的谜团，始终是研究者的兴趣所在，也为使命所然。”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四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古人不能苛求，对今人亦然。在肯定俞达珠先生《说郑侠》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应该指出其美中不足之处。

　　其实，美中不足的问题，先生也贵有自知之明，《说郑侠》《后记》的第一自然段就直截了当的自我解剖：“总觉得话说得太啰嗦，许多问题没有辨析清楚。同时，既以《说郑侠》命名，却只说郑侠上《流民图》及《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一事，郑侠的清廉作风，郑侠耿直的性格，郑侠对教育事业的贡献等，对后代都产生巨大影响，都未能作更深入的评说。”

　　如果从写作方法（即篇章结构）的角度分析，笔者以为《说郑侠》既然是部论文专著，那么，就应该紧扣，突出题目，因为题目是总论点。遗憾的是，《说郑侠》有点题不对文，这个题目倒适合写传记类。纵观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写郑侠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如果能够沿着郑侠为什么从初始赞同新法，到后来反对新法的思路进行探索，可能主题更突出，“利民”理念对当代改革的借鉴意义，力度和深度就显得更好些。另外，本书内容共分十部分，直接论述郑侠的仅有第一、第九两部分；第三至第八部分，是专门论述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占全书约百分之七十，感觉有点畸轻畸重。论述新法的内容，若单列成专著，倒是值得赏识。笔者推测，本书这样布局，先生可能用心良苦，他想通过说郑侠这种办法，还王安石变法的本来面目，直面史学界、学术界不敢正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给郑侠“平反”。

　　如果把先生力作的不足之处比作瑕疵，那也是一个指头甚至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毕竟瑕不掩瑜。先生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以及郑侠反对新法的根源，对当代改革很有借鉴意义。请看今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评论版开篇的文章即聚焦改革：为人民而改革，是改革的唯一价值；尊重人民意愿，是改革的唯一立场。开篇文章题目为《改革，回应人民的强烈期待》。文章说：“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凝聚民智，方能干群一致，上下同心，突破思想的障碍可期，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待，实现中国梦想的未来可望。”文章提出两个问题：何谓回应群众呼声？何谓读懂人民期待？文章指出改革要“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文章认为，今天的改革，更着眼全面的发展，追求的是社会公正，关切的是民众尊严，铸造的是发展动力。文章重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对改革认识能够如此精辟，与科学吸取历史上“变法”的失败经验教训存在着一脉相承关系。对照俞达珠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所发表的见解，是何等的神似。

选自：《福清文学》201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