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适宜当作家

　　1982年我从福州军区政治部文艺科长调任专业文艺创作组组长兼党支部书记。创作组编制15人，其中艺术类5人都是已成名的专家，包括音乐家1人（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摄影家1人（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美术家3人(均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这三个行当我是外行，在业务上不敢乱发言，由他们“自主经营”,我只是在党组织生活、政治学习、生活服务方面做些工作。

　　还有10个文学专业创作人员编制，由南京军区推荐来的两人（张重天、胡正言），都是发表过多部长篇小说、电影剧作的较成熟的作家。其他8人都得从本军区内选抜培养。

　　在选调什么样的人来，这一关键入口把关上，领导上和经办人有过多次讨论和争议，实践几年后，经验教训就显现出来了。

　　什么人才适合来当专业作家？领导上和我们再三考虑，按照常理：一、选有丰富生活阅历的又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二、从已有作品看很有发展潜能的。

　　按照第一个标准，我们选了一个军分区作战参谋，他参加了1950-1951年闽西剿匪全过程，收集了丰富的剿匪资料，又有高中文化，估计写一个剿匪题材的长篇小说是可能的。又选了一个军分区的文工队长，他曾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学习，参加过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回大陆工作后被错划为右派，在闽北劳改多年，论阅历丰富与文化水平均合格。还选了一个前沿连队的指导员，是个老将军的儿子，在连队生活七年，喜欢给报纸写稿，我们对他写反映海防部队生活题材的期望很高。

　　这三个人调来后都写长篇小说，历经五年努力，均无一成功，反而耽误了他们的发展前途。因为部队专业创作也定有任务指标：写长篇的，三年左右要完成一部；写中篇的七、八万字的一年一篇，三、五万字的一年两篇；写短篇小说的一年五篇以上，写诗歌的一年20首以上，这些作品都要求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又规定，凡获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举办的创作一等奖，可立二等功，提前晋级；获省文联举办的创作一等奖可立三等功。他们三人未完成任务，影响正常晋级。我想如果他们在原来岗位上发展，一定是职级高得多。误了前程，他们感受到压力很大，两个不到60岁就去世了，一个转业地方。我一直认为这是很沉痛的教训。

　　这三位同志进入创作状态时，始终摆脱不了“记者思维”，纠缠于事实、事件过程，理性压制感性。如那位作战参谋，老是用理性用战略高度分析当时敌我态势，讲述战术得失，按事实发展设计故事。这是文学创作的大忌，没有作家独特的观察与感悟，没有腾飞的想象力在生活事实上通过虚构描绘出更生动更精彩的画面，没有将自己“灵魂”迷附于所喜爱的人物身上从而进入痴迷的忘我创作状态，那不成文学，是设计图纸与记录稿。大科学家杨振宁说过:“科学是把糊涂的事弄明白，文学是把明白的事弄糊涂。”这是很精辟的见解，如剿匪过程可从战史角度分析很清楚，但文学却要还原于曲折迷离、真假虚实难辨的现象，人物置身于难以摆脱困境的场地，才能出“戏”，才能出“人物”。

　　当然也有几个创作员很快走上成功之路，年年超额完成创作指标，发表过一批优秀作品，成为国内知名作家，那么他们是怎么成才的呢？这里只举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朱苏进。

　　朱苏进现在文学界、影剧界都是声名显赫。他创作的电视剧《康熙王朝》红遍全国，几年来屡演不衰；他创作的电视剧《我的兄弟是順溜》，在中央台和多个省台持续热播，好评如潮；他任总编剧的由福建省拍摄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也是赞声一片。

　　朱苏进1970年参军，在厦门前沿炮兵连队六年，当过装填手、瞄准手、班长、排长。他初露头角是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与人合作由他执笔的长篇小说《惩罚》，这是反映福建前线1958年“8·23”炮战题材的，我惊奇不已的是当年炮战期间，我多次在大、小嶝岛战地采访，也组织过参战部队的业余作者写炮战题材，但只收获些短篇小说散文。而朱苏进未参加当年炮战，却完成了长篇。这使我十分钦佩又常陷入深思，后来我慢慢悟到，这现象不奇怪，创作组另一位同志胡正言，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其中《行动队》、《海盗》等都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在好几个省台播映，这都是写抗日题材的，许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看了都叫好，而胡正言才是1970年参军的。朱苏进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革”期间他小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图书馆里饱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他母亲是图书管理员可以提供封存书）,联想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实际只读完小学就写文章，因为他读过许多中外文学名著，这很值得我们思索。朱苏进调入军区创作组后，年年“丰收”，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在一个夏令营里》，获全国少儿读物一等奖。1982年和1983年，他发表中篇小说《射天狼》和《凝眸》，先后均全国中篇小说奖，被称为军事题材创作的领军人物。

　　我认为，他的成功，除了有一定生活阅历和勤奋，重要的是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使他有特强的对社会对人生的领悟能力和艺术感觉。他平日沉默寡言，见解却往往高于常人，特别对人性的剖析，对复杂人情的体验，深刻入微。我以为，文学其实就是心灵学、感情学、命运学、关系学，能否“学”得透，“悟”得深，这比文凭、写作技巧重要的多。如朱苏进写电视剧《康熙王朝》，不是历史事实的罗列编排，关键在传历史之神，传历史人物之神，也在传作者之神，这“神”就在他感悟历史人物人性、人情、人生复杂的哲理，能把历史发生过的和虚构的，都能写得栩栩如生、感人至深，这就是作家的才能。

　　看来，一个人是否适合当专业作家，除了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对人生对人性问题有独特的敏锐的感悟力，有非凡的腾飞的想象力。有人把生活比做父亲，作家善感的心灵是母亲，美好结合才产生好作品，有一定道理。“父亲”再雄壮，“母亲”有“不孕”症也不行，孙绍振教授说得好：“离开了作家自我感情因子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光凭观察，最多也只能是客观特征的罗列，把观察的客观性和想象的自由性结合起来的一种能力是感受力。一个人是否适宜当作家，首先要考察是否有这个能力（至少是潜能）。

选自：《福清文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