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劳苦大众立场审视历史——《说郑侠》读后感

　　“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审视历史，这是俞达珠先生在《说郑侠》文中贯穿始末的一条主线。如何看待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如何看待后人对王安石的不同评价，如何看待反对王安石变法诸大臣如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人的历史功过，无不以“人民大众的切身利害”为准绳，这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倡导看待历史的立足点。

　　郑侠，正因为他的良知，因为他“一直关注人间苦难，倾听弱者的呻吟的良知以及珍惜这种良知而敢于赴难担当社会责任”的精神，才无视当时社会“人心叵测”，无畏“宦海险恶”，不计较“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贬斥、流放、罢官之类自身厄运，以拯救苦难百姓为己任。为人民利益，他“始终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他对主持变法诸大臣，是区别对待的，对恩师王安石，犯颜直谏，从不拍马奉承；对吕惠卿一流，他疾恶如仇，寸步不让。对流民，他以脑袋打赌，博得神宗“长吁数四”，发布赈灾诏书，暂停迫民太甚几项措施。正如鲁迅先生所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敢为孺子牛”，其爱憎何其鲜明。

　　九百年后的今天，时代进步了，国情、社情改变了，倡导“维稳”、“和谐”、“求同存异”，自是高明的决策。但《说郑侠》作者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若将此放在九百年前的北宋王朝，则是行不通的。有“宰相度量”的王安石，对自己的“得意门生”郑侠坚持揭露变法所产生的流弊，他没有以“宰相风度”加以包容，或“搁置不理”，却一怒之下，把一个六品官阶的学生，贬为没有品级（不入流）的看门吏，一下子降了六级，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严重的处罚，谈不上有“和谐”和“允许多元”的存在。吕惠卿之流更是欲置郑侠死地而后快，更谈不上有“言者无罪”的宽容。《说郑侠》作者还认为：在看待熙宁变法这一历史大事件时，似乎不宜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模棱两可态度。

　　我们从中还看到，《说郑侠》评判熙宁变法的得失与《宋史》“偏元祐党人，诋毁新党”的历史偏见不同。《说郑侠》以实事求是的谨慎态度，对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愿望和变法所出台的政策，取基本肯定和赞扬的态度，指出其偏颇也是客观的，如只顾“开源”不接纳“节流”的意见和建议等。而对变法推行过程所出现的流弊以及产生流弊的原因，则直言不讳，这和《宋史》全盘否定王安石和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有本质的不同。正因如此，作者才感到有必要再“说郑侠”，而且不惜篇幅论析郑侠“反对变法”的原因和动机，以及他上《流民图》和《论新法进<流民图>疏》的历史意义。正因为他有这“骇人听闻”的举动，才不仅为时人所推重，而且名垂青史，为后人所仰慕。这是我读《说郑侠》感受最深的一点。

　　作者简介：退休前为福清市检察院副院长，对文学、历史颇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