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东渡不归有苦衷
佛家称为“空门”，其实“空门”历来不“空”。人生在世，谁都无法摆脱自然规律和俗世的种种牵扯与制约。
电影《少林寺》有一情节：当少林寺遭到暴力侵害时，众僧忍无可忍，怒不可竭地发出了“我佛慈悲也惩恶”的怒吼，与来敌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搏斗。此时，僧众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不杀生”的戒律观念，他们只有齐心协力把凶残的敌人杀退，才有生存的可能，才能将佛法教义发扬光大。如明嘉靖年间，和尚参加抗倭战争，就被视为很正义的事情，受到世俗社会的赞扬。到了隐元生活的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满清初入中原，到处屠城。民众遭到杀戮后激起怒火，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联手反抗。当时，隐元的弟子独往性幽，毅然参加定西侯张名振的抗清北伐战争，这就是僧人参加反清战争的一个例证。因此，笔者认为，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隐元东渡不单纯是为了弘扬佛法，而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一）
多年来，学者们对隐元东渡日本的原因，有着多种的说法。
1994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历史学家陈智超先生在为《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一书作序时，综合前人论隐元东渡的原因，归结为“五说”，并一一作了分析：
“子债父还”说：顺治八年（1651）隐元弟子也懒性圭应日本长崎崇福寺之请东渡，途中死于海难。隐元在到达日本后给其师傅费隐通容的复信中说：“日本之请，原为懒首座弗果其愿，故再聘于某，似乎子债父还。”这是隐元自己的说法。但此说却让人心存疑问——请也懒赴日的是崇福寺，而请隐元东渡的却是兴福寺。况且隐元当时完全可以派其他弟子前往，为何要亲自远行？
“为法东渡”说：隐元东渡将佛法广布异域。但此说与前说一样，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定要隐元亲行？
“避乱归化”说。当时福建政局虽然变化多端，但黄檗寺仍能维持，隐元没有非走不可的危险。这与隐元东渡前弟子再三恳留等事实可以互相印证。
“济洞之争”说：日本奥州仙台瑞凤寺住持桂林宗琛对黄檗宗持有敌意。据说，桂林宗琛于隐元圆寂27年后的元禄十三年（1700年）以“花园无名子”为名出版《禅林执弊集》，说中国临济宗费隐与曹洞宗永觉，因“宗趣”之争诉之官府，临济宗诸僧为官法屈辱，其徒失志，于是应商舶之招远来日本。但“济、洞之争”高潮在隐元东渡的甲午年（1654），主要地点发生在费隐所在的江南一带，当时尚未波及福建。而隐元是到日本之后才得知此事的。所以隐元东渡当与此事无关。
“奉王命渡来”说。此说在当时就相当流行，在费隐致隐元的第一封信中，开头就说：“闻日本国王以厚礼请首座到彼国弘扬佛道。”可见连在中国的费隐都听说此事。当时在京都的日本天皇并无实权，掌权的人是江户（今东京）的幕府德川将军，但欠缺日本天皇和德川将军邀请隐元的史料。
陈智超先生对上述隐元东渡原因的“五说”，一一予以否定。那么，他认为 隐元的东渡原因是什么呢？他说：隐元赴日，经历了“壬辰（1652）七月之拒绝，癸已（1653）五月之松动，到同年十二月之接受三个阶段的曲折过程”。同时指出：“郑成功之拨船护送，有如今天之派专机、专列，是在此前后东渡僧人从未得到的隆重礼愚。联系到隐元复明抗清的立场，黄檗弟子参加武装抗清斗争的事实，以及郑成功当时正在一面与清朝进行政治谈判（和议），一面向日本求援的行动，不但否定了隐元东渡是因‘避乱归化’、‘济洞之争’的说法，也说明‘子债父还’及‘为法东渡’只是原因之一。‘奉王命东渡’说，不但误长崎奉行为‘王’，而且也只是手续，并非原因。我认为隐元东渡的重要原因，是他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是郑成功的一名‘亲善使节’”。
对于陈智超先生的“隐元东渡原因的‘政治使命’和‘亲善使节’”说，又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为拯救日本佛教和‘子债父还’”才是隐元东渡的真正原因；“清廷禁海和日本黄檗寺落成”是隐元客留他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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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呢？这就需要对各种说法作进一步地分析，才可能找出更客观地反映隐元东渡和滞留不归的深层原因。
清顺治九年（1652），费隐通容听说有日本天皇欲请其徒隐元东渡，给隐元写信，劝阻他不要东渡。但隐元不听，并于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启程赴日。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年，隐元给费隐通容复信，作了说明。现节录其师徒往来书信部分内容如下：
费隐：闻日本国王以厚礼请首座到彼国弘扬祖道，此诚美事，多动时听。但广谟汪洋，风迅莫测，当以也懒为戒，决不可往，应修书以谢。况首座数年来江外名闻甚佳，当守名闻以荫后人。且老僧尚在世，岂可远域异陬之游乎？故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此之谓也，《严统》大部书将完，不知纸事如何？当与南山商之为望……
这封信，费隐以四个理由劝阻隐元东渡：（1）路途艰险，应以也懒为戒；（2）隐元已负盛名，应以此“荫后人”（以利黄檗弟子弘扬佛法）不要冒险东渡；（3）“父母（师父）在，不远行”，以儒家的孝道为戒；（4）还有《五灯严统》一书刊印工作未完，需要隐元与师兄弟亘信一起协力完成。
对此，隐元在《复径山本师和尚》一信中，作如下回答：
某生不辰，值斯法劫纷扰之境……。然日本所请，原为也懒弗果，有负其命，故再请于某，似乎子债父还也。前承和尚严训，即修书辞之。不意秋间随舶再聘，至洋中被海上君子所夺。前岁十月，又着僧亲到山中致聘，恳请再四，念其诚至，故许之。……某生平虽过无人，但一味率真为人，亦有率真者从之，故远游异域，与家舍无二。在此在彼，无大量扩充和尚之道，自有龙天相诸，不致大人远怀也。
在这封复信中，隐元提出“不得不东渡”的理由也有四个：（1）“子债父还”；（2）日方诚恳聘请，“念其诚至，故许之”；（3）可以借此弘扬佛法；（4）有一批随从，不感寂寞，“在此在彼与家舍无二”。
笔者认为，费隐虽是隐元的师父，但在南明与满清的殊死搏斗大环境中，费隐的政治立场与隐元完全不同。如他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初七写给隐元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幸得今上国主（满清皇帝）隆重济宗，自古以来无此……相闻亦欲召老僧，不知法契之缘何似一听之龙天也。”这说明费隐当时已被满清朝廷的“怀柔”政策所收买。只因他是隐元的师父，不然的话，定会被隐元严词怒斥。正因为是师徒关系，隐元只好以“子债父还”为托词予以婉拒。而且，当时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正处在全盛时期，拥有僧众1700多人，其盛况如日中天，若真要弘法，何必要去日本呢？如果隐元真的要还“债”，完全可以派弟子前去，何必要亲自冒险呢？
因此，笔者赞同陈智超先生的观点，认为隐元复信所答的东渡原因只是“托词”，其深层原因是源于认同“反清复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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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落成，是隐元弘扬黄檗宗的巨大心愿和成果，但隐元对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公元1655年6月15日，隐元在《答仙溪松檀唐居士来韵》一诗中，有“杖藜又作中华梦，不觉愁添十二峰”的诗句。在他临终前一个月，还有《寄示唐黄檗大众》偈：“老汉多年渡海东，日来将觉报缘终。寄语黄檗诸禅道，力振门庭绍祖风”。于此可见，隐元至死不忘故国。
至于隐元客留日本不归的原因，是否因为清廷的海禁和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落成所致？这需要进一步探讨。
当时，清廷虽然实行严酷的海禁，但在郑成功抗清阶段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有许多人来往于闽南与日本之间。这从隐元与国内弟子和俗家好友的通信中，可以得到证实。因此，不存在返乡困难的问题。
那么隐元东渡和客留日本不归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佛教慈悲为怀的宗旨和汉文化（主要是儒道两家的学说）深深融入到隐元的人生理念之中，成了他不可动摇的人生价值取向，这导致隐元在东渡与否、归国与否的问题上，产生过痛苦而又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又采取不得已的行动。
众所周知，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就逐步被“汉化”，它为了得到中国封建王朝的认可和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必须吸收汉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和道家的主张，将其转化为佛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如，佛门的师徒关系，基本上是套用了儒家师生关系的模式。佛教寺院的建立和生存发展，必须取得封建政权的批准和支持，如果没有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许可，寺院的经济来源就无法解决，僧众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在宗教活动中，僧众一旦得到士大夫的礼遇，就很容易成为皇帝的“高级参谋”，甚至会被封为“国师”。这些都很容易让佛门弟子产生“皇恩浩荡”的感恩心理。就黄檗寺而言，唐德宗赐匾“建德禅寺”和明万历“钦赐佛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寺院的知名度，使黄檗寺成为丛林名刹。对此，历代黄檗僧人引以为荣，感念不己。
我们从另一视角考察，还可以发现，在一般情况下，王朝兴盛，天下太平，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佛教就可以有所发展，僧侣的生活就有保障，寺院的新建、重修就有可能。若天下动乱，民不聊生，不但王朝倾复，寺院也不得安宁。因此，佛门弟子都希望他们所处的王朝“国泰民安”，更憎恨异族入侵、残杀生灵的暴行。
隐元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这时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经历了明嘉靖年间被倭寇焚烧后，僧徒星散，成为榛莽之地。隆庆元年，虽经正圆和尚“诛茅抉莽，坚持复振寺院”，但只“恢复寺业十之二三”，依然一派荒芜。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正圆和尚进京，向万历皇帝请求赐给佛经，等待八年后，死于京城。后其徒兴寿、兴慈继请，又等了六年。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经叶向高代为力请，神宗皇帝终于敕赐大藏经678函，并赐书一道、黄金300两，紫衣三套，令太监王举护送藏经到寺。由于得到朝廷的礼遇，沉寂多年的黄檗古刹，名声为之一振。此后，黄檗徒众日繁，宗风大畅。到了崇祯十年（1637），僧众达到300多人。再后，隐元接任住持，重建大雄宝殿、法堂、斋堂、钟鼓楼、山门、云厨、库房、察舍等，并增置寺产、创立佛门规则，举办各种“法会”，僧众增至1700多人。
黄檗寺的复兴过程，隐元是目睹身受的，他对明王朝产生感恩思想是很自然的。公元1658年，隐元弟子如沛作《颂本师和尚》一诗说隐元“二六峰头紫气存，最难忘处是皇恩”。因此，笔者认为清兵南进大屠杀对隐元造成极大的刺缴，也使他产生了反抗情绪，他反清复明的立场，也强烈表现在他的行动上，这在《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中有大量记载，陈智超先生为此书所作的《序言》和何龄修先生所作的《隐元信件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均有详尽的论述，此处从略。
隐元东渡时，黄檗寺僧徒有1700多人，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对于此时政权尚不隐固的满清王朝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因此，满清统治者必然会对隐元招降，而隐元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明王朝对黄檗的“皇恩”和满清的残暴，隐元感受深刻，他怎么会投降呢？不投降，必遭杀戮。自己一人的生死，隐元他可以置之度外，但黄檗僧众很可能会被屠杀，寺院也可能遭灭顶之灾。因此，隐元只好“一走了之”。而东渡之后，满清方面果然想方设法招降隐元。如，上迳的林德馨、林云京兄弟降清后，一个任刑部左侍郎，一个任刑科都给事，两人都是清廷高官，他们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联名致信隐元，劝隐元“返驾”。对此，隐元回复：“既蒙宠召，岂敢固违。势有羁縻，行而濡滞。容展归期，祗承大教。”以很委婉的态度予以拒绝，但又留有余地，给林氏兄弟产生“还有希望”的幻想，以免因自己决绝态度引发满清对黄檗山的迫害。隐元知道，自己如果应召回国，必要面临投降和被杀的两个难题。因此，他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老死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