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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瑶哥”的十一中琐忆

2010-12-10 08:31:36来源:福清新闻网  作者:詹训道

  “海瑶哥”是四十五年前我在位于海瑶村的福清第十一中学读书后家人给取的绰号。至今,上至八旬高龄的老母,下至年过半百的弟妹,还叫我“海瑶哥”。想起来,在十一中读书的那些琐事还历历在目。

  那年,我接到十一中的录取通知,父母却犯愁了,因为5元钱的学费没着落。

  父母准备让我弃学时,十一中林和明老师风尘仆仆上门家访来了。我家在东瀚末端的万安城,到海瑶不止七十里。且不说他的话语如何感人,单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万安的一片热心就把我全家感动得无语凝噎了。我还不是正式学员,双脚还没迈进校门,可老师送到家的和煦春风就把我的心煨热了。

  注册是父亲陪我去的。一早,父亲挑着行李,带着用网兜装的一只大公鸡上路了。行李是一床破棉被,一只肥皂箱改造成的用来存放日常用品的小木箱,一个用来做书包的母亲平时存放女红针黹用品的小木匣,还有几斤地瓜片。

  到“高山市”已近中午,父亲在集市把鸡卖了。我们从高山绕道薛港经瑟江翻过笔架山,下午3点左右到达海瑶。一天走完70多里山路,我几乎瘫倒。

  注册时,我因自己缺少学费分外忐忑不安。父亲把卖公鸡所得的2.5元悉数奉上,没想到所缺的2.5元学费学校竟然允许缓缴。原来,林和明老师从中做了工作,为我争得学校的照顾。我觉得心里暖暖的,对他说不出的感激。

  多年后父亲提起自己当时的心情,说是对我有些担忧,但更多的是欣慰和庆幸,因老师心地特好。

  刚到十一中,老实说,心里很失望。学校是散落四处的“零部件”“组装”成的。教室是一溜六间砖瓦平房,窗宽90公分高120公分,采光通风与现在的不可同日而语;距教室三百多米远的高氏宗祠也算校舍,后落厅堂为教师办公室,两厢为寄宿男生宿舍;教师宿舍未建,有的老师租住村民家里。高志荣副县长的家也成了校舍,教师办公室、教师宿舍和女生宿舍都在其中。

  寄宿生吃住都在高氏宗祠。我住在前落西厢房,夏天格外热,冬天特别冷。东厢房为食堂。东边天井有口井,学生洗漱都用吊桶从井里打水。冬日冷空气下降,寄宿生洗米下罐手指冻得像被蛇咬一样。

  寄宿生粮食多为地瓜或地瓜干之类粗粮。我起先每月回家一趟拿粮食。周六上午上完两节课后就要请假赶路,到家天都黑了。拿了粮食,第二天就往学校赶。寄宿生统一用深褐色陶罐炖饭。罐有盖,但很少人用,炖的大都是地瓜等粗粮。

  菜都从家里带来,有自种自腌的萝卜干,有腌“三角■”、腌“带柳”(小带鱼)、腌海蛎,或小鱼干、虾米之类。吃饭时同学们互相招呼着品尝自己的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食堂卖的菜,多为5分、1角、2角的;也有少量5角的,只老师和部分富家子弟购买。我与同宿舍的赤礁同学陈继成、商家裕往往合伙在月末买一份5分钱的“油鰶鱼”一起分享,算是改善伙食。

  虽说学校生活清苦,可学校领导、老师十分关心我们。班主任林和明老师为我申请到困难助学金,每月3.5元。我的生活费、学费全解决了。我近视了,李开基老师带我到县城,并为我付了2.5元的配镜费用。为节约学生开支,老师还组织各班学生互相理发。手艺出众的女同学翁瑞英常常当义务理发师。我的蹩脚手艺把同学李振先的头简直瞎弄成丑八怪,同学们哄堂大笑,他也没太计较。要知道,省一次理发费用一毛五,寄宿生可吃三餐的“油鰶鱼”呢。食堂工友高仁桂、陈文顺和王付根,对寄宿生爱护备至,我们刚到校时连洗米下罐都不得要领,他们手把手地教。哪个同学头痛脑热,他们往往通过同学的用餐情况及时发现,总热心帮助。我的门牙长重牙,暴突得厉害,高仁桂大叔担心我破了相又影响健康,热心地带我去拔牙,还再三请求牙医收费要优惠。这一切,让我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格外温馨。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学校是高志荣副县长创办的,他看到校舍不足,主动把自家两落大厝全部免费提供给学校使用。于是我隐隐约约懂得了教职员工尽心工作的力量源泉。

  我们班58位同学,学习都很用功。这大约与“老师心地很好”干系不小。

  且不说课堂认真听课做笔记,课后复习功课做作业都很积极主动。周一到周五,每晚7点上自修,9点下自修,无需老师督促,大家都很自觉。那时没电灯,每个寄宿生就着一盏价值两毛钱的煤油灯埋头苦读。有位同学不小心打破灯罩,格外伤心,不仅因为买灯罩要花5分钱,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学习。

  记得一次上植物课,王德福老师教我们从显微镜上观察植物茎的纤维结构。王老师先要我们了解显微镜各重要部分及其使用方法。他做示范前,一个顽皮同学顺手从头上捉了一只虱子放到显微镜下,那虱子竟有金龟子那么大。他默许全班同学轮流观看,然后结合讲解了显微镜的放大性能及原理。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学习植物课的兴趣备受激发,学习干劲也更足了。

  即使是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我们往往也利用起来学习些实用的知识,比如在打篮球或乒乓球之余,跟学兄学姐学会了刻蜡纸、印刷考卷。周日有时到要好同学家串门,除了在俞湧家过夜外,跟俞云品到过嘉儒,跟陈振明到过埕边,但都是当日回来,赶着参加周日晚上的晚自修。

  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在十一中的求学经历,没有人知道我离校回家时的落寞沮丧的心情。离校时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那就是我寄在教师宿舍的“书包”——小木匣,竟然“丢”了。

  至今,我依然怀念十一中同学那两小无猜、团结互助的纯真友情,怀念十一中师长教诲时那孜孜不倦、无怨无悔的深情。

  十一中,这响亮的名称永远镌刻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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