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良相叶向高（完整版）

作者按：本文为作者作客《闽都大讲坛》，主讲《大明良相叶向高》的讲稿整理而成。

　　■ 陈则东

　　（一）生不逢时

　　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人，生于明嘉靖38年（1559年），卒于明天启7年（1627年），享年69岁。叶向高生活于明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个朝代，在万历、天启年间，两度入阁，历仕三朝，官至内阁首辅大臣，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一品宰相。

　　《明史·叶向高传》称叶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

　　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赞誉叶向高：“公疏通明敏，小心恭顺，受神庙特眷，当宫府暌隔党论纷呶之日，以调停剂和为能事。”

　　清代史学家陈鼎说，“熹宗之朝，群奸扰攘，百佞森立，即使周公为政，安能辅此童昏之君，制此虎狼之众哉！况台山先生乎然。台山在而调护清流，尚可苟延国脉，至台山先生去而明亡矣。”

　　汕头大学教授冷东在《叶向高与明末政坛》一书中说，“叶向高是明朝政治史中一位重要人物。综观叶向高一生，为明朝不可多得之人才，就其所处政局之复杂，面对任务之艰难，其政治作风，实系晚明政治之窍要。”

　　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崔来廷在《海国孤生——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一书中说，“叶向高是明末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当时国是日非，局势混乱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叶向高虽然高踞内阁首辅，掌控中枢，而且深得皇帝器重，但是，他不像严嵩那样，奸诈狡猾，玩弄权术，到头来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也不像张居正那样，大权独揽，威高震主，死后却险遭开棺戮尸，殃及家眷。叶向高一生清正廉洁，光明忠厚，恪尽职守，谨慎为官，为稳定明朝政局，呕心沥血。他先后两次从政治漩涡中全身而退，保持晚节，保存眷属，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这样的良相、贤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然而，叶向高却生不逢时。

　　大凡帝王将相，出生时都会有吉祥征兆出现，比如红光满屋啦，飞龙入怀啦，等等等等。这类传说，不绝于史。可是，一代良相叶向高，却出生在野外一个破败的厕所里，除了电闪雷鸣、风雨如磐之外，毫无吉祥征兆可言。

　　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闽浙百姓，深受其苦，福清是倭乱的重灾区之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叶向高的母亲林氏夫人怀上叶向高。这一年，倭寇攻陷福清县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连福清县令叶崇文也被倭寇抓走。倭寇抢掠县城之后，在距离县城三十余里的牛田，建立巢穴，与宁德的横屿、莆田的城厢，成了骚乱福建的三大据点之一。倭寇以牛田为据点，时时出动，四处抢掠，烧杀奸淫，极其残忍。当年，叶向高的父亲叶朝荣已经四十几岁，还没有儿子，一家人对林夫人寄予厚望，希望她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家里人担心林夫人的安全，就把林夫人送到娘家避难。

　　明嘉靖38年，1559年秋天，林夫人即将分娩。福清习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不能在娘家分娩，以免给娘家带来不吉利，娘家人便狠心把林夫人驱逐回去。林夫人无奈，只好离开娘家。这时，雷声滚滚，大雨倾盆，林夫人挺着沉甸甸的肚子，孤独无援，在风雨中艰难行走。忽然，她觉得肚子一阵骚动，疼痛异常。林夫人明白，孩子即将诞生。周围没有村庄，也没有行人，只有路旁一个破败的厕所。林夫人便走进厕所，生下叶向高。因此，叶向高的乳名叫“厕仔”。

　　叶向高从诞生之日起，便屡遭绝境，险象环生，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吉人天相，他都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明史·叶向高传》载：叶向高“数濒死，辄有神相之。”

　　叶向高果真有神灵相助吗？

　　叶向高在自撰的年谱《蘧编》里，有详细的记载。

　　林夫人在厕所里生下叶向高，她抱着初生的叶向高继续逃难。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刚刚分娩的女人，滴水未进，抱着婴儿，拖着产后孱弱的身子，在风雨中，踽踽独行，何等艰难！林夫人又饥又渴，举步维艰，濒临绝望。这时候，来了一位和尚，拿几块饼送给林夫人充饥，并且对林夫人说，好好抚养这个孩子，不要丢失。转眼之间，这个和尚就不见了。有人说，这个和尚是神仙。

　　在逃难时，婴儿的啼哭声，往往引来了倭寇的追杀，因此，不少人为了保命，不得不上演丢弃亲生儿女的人间悲剧，惨不忍睹。也有人劝林夫人丢弃叶向高，但是，林夫人没有这样做，她说，我老公四十多岁，才有这个儿子，我怎么能丢弃他？要死，我们母子一起死好了！

　　林夫人抱着叶向高逃难，好几次遭遇倭寇。林夫人躲进草丛，倭寇用刀枪向草丛乱戳，竟然没有伤到林夫人母子。

　　在叶向高两岁那年，为了躲避倭寇，叶向高一家迁往海口。半路上，又遇到倭寇。林夫人抱着叶向高，实在跑不动了。这时，来了一个老人，说是愿意帮助他们，把叶向高抱走，约定在海口桥头等他们。林夫人不放心，怕叶向高被人拐走。同行者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了，就按老人说的办吧。在危难时愿意帮助别人，这个老人一定是个长者，你还顾虑什么。便劝林夫人把叶向高交给老人。因此，他们又躲过一劫。第二天，当林夫人忐忑不安来到海口桥时，老人抱着叶向高在桥头等候多时。老人把叶向高还给林夫人，走了，没有留下姓名。有人说，那个老人是神仙。

　　叶向高一家，为了躲避倭乱，东奔西驰，颠沛流离，一直熬到叶向高五岁那年，戚继光奉旨入闽，彻底摧毁倭寇盘踞在福建的三大巢穴，福清人民才结束长达二十余年的倭乱之苦。叶向高的父亲叶朝荣带上一家人，准备从海口乘船回家。

　　刚要开船时，来了好友王散轩。王散轩也乘船回家，一定要拉叶朝荣一家上他的船，同舟而行。盛情难却，叶朝荣只好从命。谁知，前面那条船，在海上遇上风浪，沉没了，全船的人无一生还。叶向高一家换了船，逃过一劫，安然无恙。

　　五岁的叶向高，回到家乡，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叶朝荣晚年得子，因此，对叶向高要求十分严格。叶广彬虽然没有功名，但是，诗文功底颇深。父祖二人，都成了叶向高的启蒙老师。

　　古代教育，十分注重做对子。叶向高是做对子的高手。这个才华，在他童年时，就展现出来。

　　年关时，福清人家家户户都要蒸年糕。福清人把年糕叫做“糖粿”。

　　那一年，叶家结束逃难的日子，回到家乡，准备过年。叶向高的母亲林夫人在蒸年糕，揭开锅盖，热气腾腾，烟雾袅绕，她对叶向高说，我出一个对子，你来对。叶向高欣然答应。林夫人出了上句：“依奶炊糖粿，一团和气；”福清方言，“依奶”就是“母亲”，“ 炊糖粿”就是“蒸年糕”。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母亲蒸年糕，一团和气。”叶向高想了想，拿起一串鞭炮，放了起来，随口对道：“厕仔放炮仗，万象回春。”“厕仔”是叶向高的乳名，“炮仗”就是“鞭炮”。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厕仔放鞭炮，万象回春”。一个五岁的孩子，才思如此敏捷，令围观者十分惊奇，称叶向高是神童。

　　叶广彬年近古稀，才有这么一个孙子，而且如此聪明，高兴得不得了，便尽心教叶向高读书、写字、做对子，让叶向高与自己一起睡觉，以便时时教诲。有一天，叶广彬出了一个对子，“日长似岁闲方觉”，让叶向高对。叶向高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夜永如年卧不知”。叶广彬听了，非常高兴。他把叶向高送进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同时，为孙儿取个学名，叫“向高”，希望孙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叶向高果然不负所望，13岁参加县试，中了秀才， 20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24岁，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又考上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直至入阁拜相，可谓是科场得意，一帆风顺。

　　明朝制度，考中进士，就可以当县令、御史、给事中之类的官职。进士再一次考试，就是考庶吉士。考取庶吉士，可以在翰林院任编修，检讨，有更多的晋升侍郎、尚书乃至入阁的机会。因此，人人都想考庶吉士。但是，庶吉士的门槛高。除了本人才华超群之外，朝中还要有人奥援，而且名额有限。所以，许多人只好望而却步。叶向高的同科进士、好友汤显祖，才华横溢，只因朝中无人，就不敢去跨这道门槛，到南京当他的太常博士，写他的剧本，后来成为著名的剧作家。叶向高却有这个胆量，去跨这道门槛。

　　当时，福建参加庶吉士考试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叶向高，另一个是内阁大臣沈一贯的学生吴龙征。二者取一，只有考第一的，才能留在翰林院。考试结束后，封上考生名字，由内阁大臣阅卷。初阅时，沈一贯、吴复庵等人都评定叶向高第一。后来，沈一贯探知评第一的是叶向高时，就千方百计想压制叶向高，评吴龙征第一。吴复庵坚决不同意，据理力争，最后闹到内阁首辅申时行那里。申时行也倾向叶向高的试卷为第一。沈一贯不敢再争了。就这样，叶向高进了翰林院，吴龙征放了外官。因为这件事，叶向高得罪沈一贯。后来，沈一贯升任内阁首辅，对叶向高多方掣肘，使叶向高多年不得升迁。

　　当时，在官场上，不少人往往利用师生、同年、同乡、裙带的关系，相互奥援，作为飞黄腾达的阶梯。叶向高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进入翰林院后，他感叹道：“时同馆多时髦，皆有凭藉，而余海上孤生，朝中无一相识，踽踽如也，然卒不见摈，以驯致今日，岂非天哉！”

　　这个天意，就是石竹山仙公赐梦的故事。

　　福清人对石竹山十分敬仰。叶向高出仕前，为了预测前程，也到石竹山祈过梦。

　　叶向高梦见仙公赐给他一副对联，上面写着：“富贵无心想，功名两不成”。叶向高一梦醒来，大吃一惊，心想，这辈子全完了！虽然我十三岁考中秀才，人称神童，可是，富贵也罢，功名也罢，都没我的份。既然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位和尚为他解开谜团。

　　和尚说，“想”字无心，就是“相”字，仙公预示，公子日后定能官居相位。叶向高问，那“功名两不成”又做何解释？和尚说，两不成者，“戊戌”也，公子当在戊戌年，入阁为相。

　　戊戌年是万历26年，1598年，这一年，叶向高四十岁，升任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当了皇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泰昌帝的老师。虽然还没有入阁拜相，不过，离相位也只是一步之遥了。

　　叶向高似乎与和尚有不解之缘。当年，他的母亲抱着他逃难，在绝望时，遇到和尚，送给她几块饼，救了他母子二人。此时，又是和尚，为他详梦，为他指点迷津。后来，叶向高在游览福州林阳寺玉佛堂时，写了一副对联：“安知住世君非佛；想是前身我亦僧”。

　　叶向高告老回乡时，重上石竹山，写了一首七律《登石竹岩》：“嶙峋石竹插青霄，病起欢从胜侣招。萝径曲穿云外洞，榕门斜接涧边桥。苍崖月冷仙坛静，碧海天空鹤驭遥。一自名山传梦后，而今玉带愧横腰。”

　　这首七律，既表达了叶向高对石竹山仙公感激之情，也表达出内心的愧疚：为相多年，毫无建树，玉带横腰，于心有愧。其实，叶向高为相期间，还是有所作为。他两度入阁，为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做出杰出的贡献。

　　两度入阁，历仕三朝，这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可谓是莫大的荣耀，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可是，叶向高为相期间，也是生不逢时，因为叶向高辅佐的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他辅佐的第一位皇帝是万历帝明神宗。

　　明神宗十岁登基，内受制于生母李太后，外受制于内阁首辅张居正，日子过得很不爽。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他才得以解脱，才觉得自己像个皇帝。同时，他萌生逆反心理，对张居正来个彻底清算，查抄张居正的家产，褫夺张居正所有的封号，这样做还不解恨，还要开棺戮尸，只是由于大臣们的劝谏才作罢。从那以后，明神宗几十年不上朝，不理朝政，只顾后宫享乐。张居正之后几任首辅大臣，如王锡爵，申时行，沈一贯等人，大都碌碌充任，无所作为。

　　万历35年，1607年，49岁的叶向高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当时，内阁大臣有五位，首辅朱赓，次辅是王锡爵，于慎行，

　　叶向高，李廷机。因为李廷机与叶向高父亲叶朝荣同是国子监学生，是叶向高的前辈，叶向高不敢位居李廷机之前，主动申请退居末位，得到恩准。这五位阁臣中，王锡爵辞职不到任，于慎行才上任就病逝，第二年，朱赓也病逝，李廷机受不了御史的弹劾，小病大养，杜门不出。因此，在叶向高入阁的第二年，内阁只有叶向高一人，苦撑政局。这就是民间所传的“独相”，而且，一独就是七年。

　　明史说，叶向高以宿望居相位，忧国奉公，恪尽职守，万历十分器重叶向高，但是，叶向高的奏议，皇帝也只采纳十之二三，多数不被采纳。这是因为叶向高的许多治国方略，利国利民，却触犯了皇帝的利益。百余年后，清乾隆皇帝看到叶向高的奏章，感慨地说，这些奏议如果都被采纳，明朝不至于如此迅速灭亡。换句话说，如果叶向高遇上明君，也许能发挥更大的历史作用。

　　叶向高看到，万历年间，弊政积重难返，匡救时弊，非他力所能及，于是，他先后打了六十余封辞职报告，才在万历42年获准致仕，告老回乡。

　　万历皇帝舍不得让叶向高走。但是，叶向高去心已决，万历帝知道无法挽留，只好下旨，批准叶向高致仕。不过，谕旨最后说，“卿宜善摄，为国爱身，以需召用。”希望叶向高保重身体，随时准备进京复职。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驾崩。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庙号光宗。朱常洛是叶向高的学生，也是叶向高为相期间倾力保住的太子。朱常洛常说，我有大恩人未报，因此，登基伊始，立即下诏召回叶向高。可惜的是，叶向高尚未动身，这位才做一个月皇帝的泰昌帝便驾崩了，叶向高失去了辅佐学生的机会。

　　泰昌帝驾崩后，年仅十五岁的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庙号熹宗。天启帝即位后，也下诏召叶向高入朝辅政。叶向高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抱着对新君的希望，再次踏上风云莫测的政坛。令他不曾想到的是，天启帝是一位无可救药、无法辅佐的昏君，比他的祖父万历帝更加昏庸。

　　天启帝是一位能工巧匠，却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整天忙于木工制作，以至于皇权旁落，太监魏忠贤乘机掌控朝政。天启年间，国库空虚，朋党林立。西南一带，边民起义，东北一线，后金崛起。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东林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身为宰辅，为了稳定政局，抵御外敌，叶向高竭尽全力，居中调停。但是，他的苦衷不为时人所理解。阉党说他是东林党党魁，欲置叶向高于死地而后快；东林党人说他是阿附阉党，不敢和阉党做坚决的斗争。甚至有人责备他不能开悟君心，挽回时局。叶向高夹在两大对立阵营之间，两头受气。最后，不得不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于天启四年，再度辞职，告老返乡。

　　叶向高两度入阁，历时十三年，一心想有所作为，不料，辅佐的却是两位昏君，不能不说他是生不逢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面对昏君，叶向高还是竭尽忠诚，倾力辅佐，尽一个做臣子的责任，写下了一生中值得一书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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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本之争

　　在封建时代，太子制度决定皇权的归属与延伸，为士大夫心目中的国之根本。明朝末年的国本之争，贯穿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从未间断。

　　万历35年，叶向高第一次入阁为相，就面临两个危机，一是财政危机，宗室官僚兼并土地，致使国库空虚。二是政治危机。万历帝疏远太子，溺爱郑贵妃和福王，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政治危机，成为政局不稳的根原之一。

　　事情还得从万历初年说起。

　　万历帝十岁登基，受制于李太后和张居正，日子过得很不爽。万历帝虽然有了皇后、皇妃，但是，年轻人好动贪玩，不时冶游。有一次，万历帝冶游，被太监告发，受到李太后的严厉责罚，张居正代皇帝写了罪己诏，李太后要万历帝跪着照抄，来个自我批评，深刻检讨。她留下一个王姓宫女伺候万历帝，自己到隆庆帝的皇后陈太后那里散心去。万历帝看到王姓宫女模样整齐，有几分动人之处，便忙里偷闲，与宫女亲热一番。谁知春风一度，珠胎暗结。李太后发现王氏怀孕，很是吃惊，询问王氏，王氏说是被皇帝宠幸。李太后又是生气，又是高兴。生气的是，你一个犯了错误做深刻检讨的人，还有心情干那种事；高兴得是，后宫还没有动静，王氏却捷足先登，怀上龙种。

　　万历帝对王氏不过是逢场作戏，事情过后，早就把王氏忘得一干二净。王氏却为皇家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就因为万历帝一时荒唐，引发出一系列的麻烦。

　　朱常洛出生不久，万历帝宠妃郑贵妃也生下皇子朱常洵。郑贵妃深得皇帝宠爱，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当上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万历帝爱屋及乌，也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可是，他又不敢违背“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祖制，长期处于矛盾之中，摇摆于祖制与私情之间，迟迟未立太子。

　　大臣们连章上疏，催请万历帝早立太子，以固国本。郑贵妃也在苦苦哀求万历帝册立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万历帝敌不过女人的泪水，答应郑贵妃的要求，可是，郑贵妃还不满足，以为口说无凭，要万历立下字据。万历帝只好当着郑贵妃的面，御笔写下“立朱常洵为太子”，密封在锦盒内，交给郑贵妃保管。可是，万历帝在众臣和李太后压力下，又决定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李太后给万历帝的压力很大。李太后问万历帝为什么迟迟不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帝推托说，朱常洛是宫女生的，不便立为太子。李太后大怒，她说，我也是宫女，我生的儿子能做皇帝，王氏生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做太子？万历帝听了李太后的斥责，无话可说。

　　郑贵妃不依不饶，又哭又闹，说是皇帝金口玉舌，怎能随意反悔。又捧出锦盒，取出御笔，要挟万历帝。可是，打开锦盒一看，郑贵妃惊呆了。原来，蠹鱼把“朱常洵”的“洵”字给吃了。万历帝说，这是天意，爱卿就不要再争了。

　　经过多年的反复斗争，最后，万历帝还是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按照祖制，亲王分封，必须就国，不可滞留京都，以免危及太子地位。所谓就国，就是到自己的封地去做王爷。但是，郑贵妃并不死心，不但把福王留在北京，不让福王就国，还千方百计想为自己的儿子夺回储君的位置。于是，从万历29年册立太子时起，到万历48年，万历帝驾崩，泰昌帝继位、泰昌帝驾崩，天启帝即位止，这20年间，围绕着国本之争，陆续酿出了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五个惊天动地的大案。

　　第一案，妖书案。

　　内阁大臣朱赓，上班时，在门口捡到一本匿名小册子，叫做《续忧危竑议》。书中写道：帝立东宫，实是一时无奈，将来必有变更，现用朱赓为内阁，已见帝心。“赓”“更”同音。书中借郑福成为问答，暗示皇帝有易储之心。这郑福成，暗指郑贵妃、福王，将成大器，将来福王要继承皇位，等等等等。

　　朱赓看到小册子，大吃一惊，连忙将小册子交给内阁首辅沈一贯。沈一贯也很吃惊，将此书呈上皇帝御览。万历看了，龙颜大怒，责令有关部门彻查此事。沈一贯奉旨下令全城搜查，闹的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以至于路断行人，结果，却毫无线索。此时，他想起他的对头人——礼部侍郎郭正域。

　　郭正域也是万历十一年进士，是叶向高的同年好友。当年，叶向高在翰林院任职，因父母相继去世，在家丁忧六年后，才北上补官。郭正域举荐叶向高充任皇长子朱常洛侍讲。上面提到，因为考庶吉士，叶向高得罪了沈一贯，沈一贯当然不同意让叶向高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他找个借口，说叶向高是福清人，说起话来，土腔土语，语音不准，这种人不配教诲元子。但是，万历帝看重叶向高的才华，准了郭正域所奏。就这样，郭正域得罪了沈一贯。

　　叶向高倾胸中所学，精心教诲元子，朱常洛也非常喜欢叶向高，称叶向高为飞须先生。这又引起沈一贯的妒忌，第二年，廷推阁臣，叶向高名列其中。沈一贯十分恐惧，就把叶向高调到南京任礼部侍郎，来个明升暗降，使叶向高远离北京，远离政权中枢。

　　妖书案发，沈一贯想借此机会，打击异己，嫁祸郭正域。郭正域一身正气，岂肯招供？郭正域为此而蒙冤入狱，受尽酷刑，朝野哗然。

　　此时，叶向高在南京任职。叶向高以为，对待这样的匿名揭帖，只能置之不理，岂可大肆搜索，祸及大臣？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沈一贯，劝他平心静气，怡风波为止水，化荆棘为周行。沈一贯大怒，回信说，本无风波，谁生风波？本无荆棘，谁生荆棘？叶向高彻底得罪这位内阁首辅。

　　妖书案搜查无结果，最后，只好找了一个替死鬼，草草结案。

　　妖书案中，沈一贯滥用职权，打击异己，中外哗然，言官御史，连章弹劾，沈一贯被迫辞职，叶向高才有机会得以升迁，进入内阁。

　　妖书案不是郑贵妃一手策划，却给她以启迪。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于是，她一手策划了巫蛊案。

　　什么叫做巫蛊？迷信说法，用桃木刻成人的形状，写上某人的生辰八字，施以符咒，这个木人就是某人了。只要对木人施以暴力，就能达到伤害某人的目的。封建社会的刑法规定，施行巫蛊者，要判处死刑。但是，历朝历代，还是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郑贵妃憎恨李太后和太子，要他们早死，便对他们施以巫蛊。

　　这件事被锦衣卫百户王日乾告发。皇帝震怒，朝野震动，人人自危。此时，叶向高已经入阁任职。叶向高深知，此案如果处置不慎，将是一场比妖书案更大的祸害。他向万历帝上了一道密折说，“臣以为，此乃奸人所为，当静处之，勿为所动。动则中外纷扰，其祸不可预言”。他还竭力为郑贵妃、福王开脱说“贤贵妃贤明，福王贤孝，臣敢力保，必无此事”。

　　万历帝看了叶向高的奏折，怒气顿消。但是，他不相信叶向高说的贤贵妃贤明之类的说辞。他宠爱郑贵妃，也深知郑贵妃的秉性，为了自己的儿子，敢于不择手段。王日乾不可能无中生有，胆敢诬陷郑贵妃。在万历帝威逼之下，郑贵妃果然交出两个木人。万历帝龙颜大怒，把郑贵妃狠狠地骂了一顿。万历帝想，他都怀疑郑贵妃，叶向高何等聪明，能不怀疑？可是，叶向高口口声声说郑贵妃贤明，福王贤孝，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这是为什么？万历帝心里明白，叶向高这是在为皇帝遮丑，是在维护皇家的声誉！他感慨地说，往年妖书案如果也这样处理，何至构成大祸？今日，全我父子兄弟者，叶向高也！因此，万历帝对叶向高更加器重。

　　叶向高明知此事并非空穴来风，为什么还要违心为郑贵妃开脱？有两个原因。

　　其一，叶向高老成持重，处惊不乱，处事稳健。他知道，公开此案，必定“上惊太后，下怖东宫，即皇贵妃与福王皆不自安，传之天下后世，亦为不美”，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如把此案压下来，做冷处理。

　　其二，叶向高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前面说过，按照制度，皇子封王之后，必须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去，不可滞留京都，以免危及储君。可是，万历帝和郑贵妃溺爱福王，不让福王就国，长期把福王留在北京，这不能不引起臣子们的恐慌。以叶向高为首的大小臣工，连编累牍，上疏万历帝，请求福王尽快就国。万历帝无奈之下，只好口头答应说，明年让福王就国。可是，到了第二年，万历帝在郑贵妃怂恿下，又找个借口说，明年再走。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一拖再拖，遥遥无期。

　　有一次，万历帝下诏，第二年让福王就国，可是，郑贵妃要求赐给福王庄田四万顷，福王才肯就国。叶向高力争不可。叶向高上疏说，天下已经没有这么多的闲置良田了。福王开国伊始，应该让自己的贤名远播，千万不要自毁名声。他还说，我家有薄田二百亩，如果你福王想要，我就送给你。福王当然不敢要。讨价还价结果，最后把福王的庄田缩减为两万顷，同意第二年就国。礼部也做好准备。

　　可是到了第二年，又变卦了，郑贵妃又以皇太后七十大寿为由，要留福王在京祝寿，等明年再走。万历帝无奈，要内阁照此拟旨。叶向高毫不犹豫地把皇帝的手谕给退回去，上疏称：“陛下寿圣母而实留王，人谓孝事之盛心，乃昵留爱子之私计。”还说：“今春不行，又复明春，即臣且不敢信皇上，而况天下之人乎！”负责传旨的太监王安吃了一惊。内阁封还圣谕，前所未见。王安对叶向高说，封还圣谕，万岁必定震怒。一旦龙颜震怒，天威难测，请叶向高三思。叶向高说，万岁震怒，必定降罪向高，向高自甘领受，如果秉承圣意，必定误了就国大典，向高不敢为之。万历帝虽然生气，也没有责备叶向高。

　　福王迟迟不走，叶向高和大臣们十分着急，可是，除了不断上疏之外，也无可奈何。

　　如今，出了巫蛊案。由于叶向高处置稳健，保存了皇家体面，万历帝自然高兴。叶向高正好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他上表说，“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国一事……若早行一日，人情早安一日，而于福王之令德，亦早著一日，何必多留一年半载，以召中外之疑义乎？”万历帝认为叶向高说得有道理。

　　郑贵妃不答应。她让太监传话，问叶向高，为什么只顾太子而不顾福王？叶向高说，皇太子和诸位王爷，天潢贵胄，金枝玉叶，都是我效忠的主子，我不敢厚此薄彼。我之所以催请福王就国，正是为福王着想。亲王分封，自有祖制，必不可违。娘娘想留下福王，只不过是拖延一年半载而已，到头来，还是要走的，但是，在这一年半载里，难保又会闹出许多事端，增添许多议论，这样，不但对福王不利，也会损害娘娘的贤名。如果福王走了，那么，以前所有谣言，将不攻自破。再者，如今大内小金库里，金山银山，娘娘可以随意馈赠福王，使福王日后衣食无忧。如果拖延下去，一旦时移事改，娘娘就是想厚赐福王，也不能如愿，到那时，娘娘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迟走不如早走。我催请福王就国，实在是为福王着想。

　　叶向高对郑贵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郑贵妃不得不心悦诚服。特别是“时移事改”，对郑贵妃震动很大。当时，万历帝已经在位四十一年了，什么时候忽然驾崩了，那真是后悔莫及。于是，只好打发福王动身。

　　叶向高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艰苦斗争，终于让福王离开北京，到洛阳当王爷去了，他心中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在万历年间，叶向高是鞠躬尽瘁，呕心沥血，辅佐皇帝。这是为什么？叶向高这是在报恩，报知遇之恩。

　　叶向高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虽然看到当时国是艰难，仍然希望能一展抱负，可是许多知识分子，空有一腔热血，却是报国无门。叶向高是幸运的，入阁为相，位极人臣。当初，沈一贯把叶向高挤出北京，到南京去，是因为明朝建国以来，内阁大臣绝大多数是从北京各部擢升入阁。离开北京，就意味着离开内阁。叶向高出身低微，朝中无人，海上孤生，又是自南京起家，能够入阁，十分罕见。这不但要靠自身的才华出众，更要仰仗皇帝的赏识。士为知己者死，他对万历帝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就任时上疏表明心志，“盖自二百年来，自南曹而参密，仅一再见。臣之遭逢，可谓奇矣。夫有非常之遇，则必有非常之报。”他向万历帝保证，在职期间，“绝不敢营身肥家，徇私罔上，以成心而违众，以胜心而败群，以名心而要誉，以党心而植交，以患得患失心而固位，负圣主之虚怀，犯万世之公论。”叶向高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公心，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辅佐万历。

　　在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许多阁臣一筹莫展，一事无成，不是百依百顺，就是愤而辞职。叶向高对朝政也有种种不满和失望，但是，只要有一分可为，他就要尽十分的努力，绝不轻言放弃，并且，凭借着诚恳的忠心，不屈不饶的毅力，平稳温和的政治作风，赢得万历帝的信任和依赖，君臣之间，形成一种难得的诤友关系。

　　福王走后不久，叶向高再次提出辞呈，告老回乡。叶向高致仕时，回顾辅佐万历八年，深有感触地说，“独身任事，极承神庙知遇，真有腹心手足之谊。”叶向高与万历皇帝之间，已经超越君臣关系，成为诤友，成为腹心，成为手足。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

　　虽然福王走了，但是，郑贵妃还不死心，又闹出一个震惊朝野的大案——梃击案。

　　太子不死，终究是郑贵妃的一块心病。有叶向高在朝，护着太子，她不敢轻举妄动。如今，叶向高告老回乡，她的胆子就更大了。她通过亲近太监，买通一个名叫张差的汉子，手持木棍，闯进东宫，逢人便打。顿时，宫中大乱。太子吓得直打哆嗦。东宫太监连忙手持器械，拦阻凶手。谋杀太子的阴谋没有得逞，张差被当场抓获。

　　张差受审，供出幕后指使人，线索自然指向郑贵妃，朝议哗然。万历帝又是一番恼火，感叹说，如果叶向高在，朕就不必操这份心了。

　　郑贵妃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她仍然不死心，在万历帝驾崩之后，又闹出红丸案。

　　万历皇帝驾崩，泰昌帝继位。泰昌帝念念不忘他的恩师叶向高，登基伊始，便下诏召回叶向高。遗憾的是，叶向高还没有动身，仅仅当了一个月皇帝的泰昌，就驾崩了。

　　泰昌帝不满四十岁，正当壮年，何以驾崩呢？

　　原来，郑贵妃看到，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泰昌帝继位后，郑贵妃摆出一副关怀的姿态，送上一批绝色美女，供泰昌帝享用。泰昌帝长期受到冷遇，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如今当了皇帝，心情不错，又见到如此之多的美女，就尽情享受。可是，乐极生悲，没几天，他的身体就垮下来了。

　　郑贵妃看到初见成效，便再来个双管齐下：一方面，郑贵妃找了亲信、掌管御药房的崔文升，为泰昌帝开了一副泻药，让泰昌帝速死；另一方面，她写了一封密信，派魏忠贤去洛阳，召回福王，准备抢班夺权。

　　泰昌帝服了崔文升开的药后，一天上三十几次厕所，泻得脚酸手软，气息奄奄。朝议哗然，纷纷声讨庸医，吓得崔文升躲了起来。郑贵妃见泰昌帝还没死，再命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两粒“包治百病”的红丸。泰昌帝服下第一粒红丸，病情好像有所起色，其实，那是回光返照。泰昌帝迫不及待，再服一粒，当天晚上，就龙驭宾天。

　　泰昌帝驾崩，举国哀痛。郑贵妃却焦急万分。按时间算，福王应该到京，可是，皇帝宾天了，还不见福王的影子。

　　原来，魏忠贤并没有去洛阳送信。他被客氏拦下了。

　　客氏是泰昌帝长子朱由校的乳娘，魏忠贤的对食，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客氏早就看出郑贵妃的意图。她对魏忠贤说，一旦皇帝驾崩，朱由校就是合法继位人，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如果福王回京，抢夺皇位，到那时，你我得死，朱由校也得死。你千万不能去。魏忠贤没有去洛阳。

　　郑贵妃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可是，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泰昌帝驾崩之后，郑贵妃又和泰昌帝宠妃李选侍相互勾结，企图强留朱由校在慈宁宫，来个垂帘听政。在王安等宦官协助下，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抢出朱由校，拥立登基。这就是移宫案，与梃击案、红丸案一起，史称明末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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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燮理阴阳

　　天启帝登基伊始，也下诏召回叶向高。叶向高满怀重振朝纲的希望，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再次踏上风云莫测的仕途，二度入阁。

　　叶向高二度入阁时，面对的局面是，后金在辽东步步进逼，西南边民不断暴乱，国家财政困难，兵饷无法着落，朝中党争更加激烈，宦官势力大大增强。政局是内外交困，百孔千疮，而更让叶向高困扰的是，天启帝是一位无可救药、无法辅佐的昏君。

　　泰昌帝和天启帝，都是为东林党人所拥戴。泰昌帝即位后，起用东林党人，清流遍布朝班，气象焕然一新。天启初年，也是形势大好。《明史·叶向高传》说：“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可是，天启帝即位不久，就抛弃东林党人，投入宦官、乳母的怀抱。

　　由于泰昌帝被万历帝冷落，因此，天启帝做为皇长孙，也饱受白眼。万历年间，接连发生那么多的大案要案，不但让泰昌帝惶惶不可终日，也让天启帝自幼饱受惊恐，心灵受到巨大的创伤。他是在无穷的恐惧中长大的，他是在人们白眼中长大的，他又是在乳娘客氏的呵护下长大的。天启帝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客氏，他与客氏朝夕相伴，相依为命，他对客氏有一种超乎常理的母子感情，按佛洛依德的理论，他对客氏有一种恋母情结。恋母情结的变异，对明末政局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到了十五岁登基那年，他还没有接受教育，以至于“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决”，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只有私人感情。天启帝登上皇位后，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当了秉笔太监，东厂提督。二人掌控内宫，操纵朝政。

　　叶向高很快就看到，由于客氏和魏忠贤的影响，天启帝的昏庸，形势不断恶化，最根本的就是皇权旁落。身为首辅，最不希望遇到的是宫府隔绝，内阁与皇帝之间的沟通被太监阻断。这种现象，在万历朝不曾发生，而在天启朝发生了。魏忠贤阻断了内阁与皇帝之间的联系。叶向高也曾多次上疏劝谏，然而，天启帝对于叶向高和其他朝臣的劝谏，充耳不闻。这使叶向高处于前所未遇的困难局面。

　　客氏魏忠贤的专权乱政，自然引起东林党人的极大不满。于是，东林党与阉党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矛盾逐渐激化，到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时，达到高潮。叶向高对此忧心忡忡，深感不安。外有后金崛起，内有边民动乱，朝廷千万不能再乱。叶向高竭尽全力，居中调停，一心想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可是，叶向高的苦心不为时人所理解，他夹在两大党派之间，备受攻讦，两头受气。东林党人说他阿附阉党，惧祸保命。阉党说他是东林党党魁，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其实，叶向高不是东林党领袖。

　　东林党发端于万历年间。万历22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奏请册立太子，言辞激烈，触怒万历帝，被革职回到原籍无锡。他重新修复无锡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聚众讲学，议论朝政，朝野士大夫遥相应和，名噪一时。东林党从一个学术团体发展成政治集团，其成员多数是进士出身、罢黜官员、清流人士。他们不满内阁，评议朝政。初时，东林党领袖人物是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其后，有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这六个人，在叶向高致仕后，被魏忠贤逮捕，惨死狱中。往后，又有七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宗建、缪昌期，史称东林七君子。

　　由于东林党人多是罢黜官员，所以，他们与内阁首辅，多有矛盾。在叶向高之前，王锡爵，沈一贯，与东林党政见不合。在叶向高之后，方从哲与东林党也有矛盾。唯独叶向高与东林党的关系比较融洽。东林党人是清流人士，叶向高是正人君子，意气相投，叶向高在南京任职时，与东林党人多有交往，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比较一致，比如，册立太子，支持东宫，国本之争，反对矿监税监，起用东林党人等等。叶向高也十分钦佩一些东林党人的学问气节。但是，这不等于说，叶向高就是东林党人。

　　如果说，在入阁前，叶向高与东林党人的观点有许多一致地方的话，那么，入阁后，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他与东林党人的观点，也渐趋分歧。东林党人自视清高，把那些有污点的官员排斥在外，对其他党派，则是党同伐异，不屑合作。做为内阁首辅，叶向高的政治作风及其主张，则是调济群情，辑和异同。

　　泰昌帝继位，是东林党人的一大胜利。废除矿监税监，起用罢黜正人君子，民间欢声雷动。但是，东林党人立即暴露出致命的弱点。他们用人唯亲，打击异己，排斥其他各派，而面对军政大事，则束手无策，暴露出东林党人只有政治批评家的气魄，缺少政治家的风范和才干。

　　因此，在叶向高二度入阁后，与东林党人的不同政见就更多了，这也引起东林党人对叶向高的批评。特别是在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叶向高不予支持，引起东林党人极大的不满，说叶向高身为元老，委蛇中立，惧祸而谋求两全。

　　既然叶向高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同，为什么被称为东林党党魁呢？

　　这都是阉党所撰写的书籍《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惹的祸。

　　魏忠贤是文盲，对于众多的东林党人的名字，难以一一记住，而对于梁山108个好汉，却背得滚瓜烂熟。于是，阉党党徒便编撰《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等书籍，书中把东林党人与梁山好汉一一挂上钩，便于魏忠贤记忆，比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大刀杨涟，浪子钱谦益，鼓上蚤汪文言等等。书中将叶向高列为“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李三才是万历朝人物，而且，托塔天王晁盖也不在天罡、地煞之列，而宋江才是梁山的真正领袖。所以，叶向高成了天启朝东林党的一号人物。魏忠贤看到点将录，大喜，矫旨出版，颁示天下。于是，叶向高是东林党党魁之说，就这样被人们所认可。

　　阉党所撰这些书籍，影响很大。清朝初年，出现一批有关东林党争的书籍，叶向高也是排在第二位。东林党人钱谦益，在《静志居诗话》中，明确称叶向高是东林党领袖，“东林诸子，奉福清为伦魁，沙汰江河，和调水火，海内服其公忠。”

　　叶向高同情东林党，对魏忠贤也多有指责。阉党把叶向高列为东林党，也就理所当然。其实，在激烈的党争中，叶向高走的是中间路线。把叶向高列为东林党领袖，是历史的误解，冤枉了叶向高。

　　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在走投无路时，自宫入宫，当了太监，结识客氏，利用客氏的特殊身份，在天启朝摇身一变，成了秉笔太监，东厂提督，成了九千岁，成了太上皇，随意宣旨，为所欲为。这令叶向高很不满。

　　叶向高二度入阁后，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一整套的治国方针，如：安抚辽东难民，减少无谓的空谈，明确各部的职责，体恤百姓疾苦，尽力收拢人心，等等等等，并且上疏劝谏天启，不要让宦官把持朝政。他说，我辅佐神宗八年，所有奏章，都是由内阁票拟，皇帝认可后，再派宦官传谕执行，如果有不妥的地方，我也会提出建议，皇帝也能采纳，没有出现过宦官擅自宣旨的现象。劝谏皇帝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

　　明朝制度，内阁只是“备顾问，代王言”，票拟的本质就是“代王言”，也就是说内阁按照皇帝的意思，草拟文件，送给皇帝批示后，下发各部，遵照执行。如果皇帝对某种决策还拿不定主意，就让太监到内阁与阁臣商议。如果皇帝英明，太监忠厚，不会出什么问题。如今，天启帝昏庸，魏忠贤奸诈，就造成宦官“口含天宪”，假传圣旨，挟制内阁。更重要的环节是，内阁拟好文件后，要送给皇帝朱笔批示，叫做“批红”，成为“红头文件”，成为圣旨，才有法律效力。英明勤勉的皇帝，亲自批红，懒惰昏庸的皇帝，往往由太监代批，这就给野心擅权的太监以可乘之机。魏忠贤利用天启帝的昏庸无能，掌握批红大权，为所欲为，肆意操弄政局，最后发展到“中旨”。

　　“中旨”就是不经皇帝授意，不经内阁票拟，由魏忠贤直接下达“圣旨”，交有关部门执行，架空皇帝，架空内阁。魏忠贤可以下达中旨，就意味着，整个朝廷，都在魏忠贤掌控之中。

　　魏忠贤不但掌握批红大权，还掌控东厂。

　　明朝的东厂，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务机关。魏忠贤提督东厂之后，为了打击异己，派出“坐记”，渗入到社会方方面面，边边角角，无孔不入，刺探情报，凡在背后对魏忠贤说三道四者，无一不被抓捕、拷打，甚至毙命。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为此，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他们把拟好的奏章送给叶向高，希望借叶向高的威望，请叶向高联名上奏，弹劾魏忠贤。虽然叶向高十分钦佩杨涟，称赞杨涟忠肝义胆，而且，对魏忠贤所作所为，也是深恶痛绝，但是，叶向高拒绝签名。为什么叶向高拒绝签名？有七点理由。

　　其一，身份不符。

　　叶向高认为，阁臣与廷臣所处位置不同，廷臣主发奸，不激愤则不尽情；阁臣主平章，若附和反致误事。杨涟是左都御使，可以弹劾官员。叶向高身为内阁首辅，必须不偏不倚，周而不比。

　　其二，事实不符。

　　杨涟弹劾二十四大罪，有的是事实，有的则未免夸大其词。

　　其三，魏忠贤掌控皇帝。

　　能否战胜宦官，皇帝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客氏和魏忠贤已经牢牢地把天启控制住了。没有皇帝的首肯，想除掉手握大权的太监，谈何容易！天启驾崩后，崇祯继位，不费吹灰之力，就铲除了阉党。

　　其四，魏忠贤掌控内宫。

　　要想铲除擅权太监，需要有其他太监做内援。明武宗时，刘瑾擅权，杨一清在太监张永的帮助下，除掉刘瑾。天启朝，魏忠贤杀了正直太监王安，清理内宫异己分子。所有太监，不是他的心腹，就是他的爪牙，没有敌对分子。外廷想搞掉魏忠贤，也就没有内援。东林党人黄尊素也说，“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一不中，吾侪无噍类矣。”

　　其五，魏忠贤掌控东厂。

　　东厂是凌驾于司法之上的特务机关，可以不经司法程序，擅自抓捕官民。魏忠贤提督东厂，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其六，魏忠贤掌控内兵。

　　内兵指的是武装的太监。当时，后金军队逼近山海关，京师大震，豪绅大户，纷纷组织私人武装力量以求自保。魏忠贤乘机建议在内宫组织武装太监万余人，名为保卫皇帝，实则是魏忠贤的私人武装力量。

　　其七，魏忠贤与部分官员，狼狈为奸，结成死党。

　　总而言之，魏忠贤深得皇帝宠信，掌握东厂，控制内兵，羽翼已经丰满，此时难以扳倒。叶向高没有在杨涟的奏章上署名，他说：“仆老矣，不惜以身报国，倘主上不果听，公等置身何地乎？”叶向高说得很明白，如果皇帝不同意，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劝东林党人，时期尚未成熟，不可轻举妄动，免得给阉党以借口，将朝中正直大臣一网打尽。

　　遗憾的是，杨涟等人没有听从叶向高的劝阻，贸然上表。两军对垒，剑拔弩张。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叶向高只得出面挽回局面，免得酿成大祸。叶向高上表说，魏忠贤入宫十余年，伺候过先帝和皇上，勤劳任事，功不可没，朝廷对待魏忠贤也是圣眷弥隆，礼遇优渥，臣以为，盛满难居，日盈则亏，臣请皇上解除魏忠贤权事，遣归私邸，以塞众议。

　　叶向高本来想以守为攻，缓和矛盾，对魏忠贤先是摸了一下，然后再打一拳。只要能解除魏忠贤的权事，离开内宫，回到家里，到那时候，只要派几个衙役，就能把他抓捕归案。叶向高可谓用心良苦。

　　可是，叶向高的良苦用心，没有被东林党人所理解。他们责备叶向高害怕魏忠贤，为魏忠贤歌功颂德。阉党也听出叶向高的弦外之音，对叶向高恨之入骨。结果，叶向高是两头受气。

　　虽然魏忠贤憎恨东林党，但是，当时东林党势力强盛，又有叶向高在朝护着，魏忠贤也无可奈何，而且，官员纷纷弹劾，他也感到害怕，有意交出东厂，辞职回家。可是，东林党人没有见好就收，不知穷寇莫追，而是对魏忠贤穷追猛打，逼得魏忠贤狗急跳墙，开始策划反击东林党。

　　阉党认为，叶向高是东林党党魁，必须首先除掉叶向高。但是，叶向高是三朝元老，威望无人能及，而且，叶向高是泰昌帝的老师，没有叶向高，就没有泰昌帝，当然也就轮不到天启做皇帝，因此，天启帝对叶向高也是敬重有加，魏忠贤不敢对叶向高动手。可是，有叶向高在朝，护着东林党人，阉党对东林党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把叶向高挤出内阁。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什么机会？

　　林汝翥打太监。

　　林汝翥，福清人，据说是叶向高的外甥，官拜四川道监察御史，对阉党深恶痛绝。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看到一伙太监横行无忌，殴打百姓。林汝翥上前阻止，反而被太监辱骂。林汝翥性格火爆，哪里能忍受这样的臭气，把太监狠狠打了一顿。明朝制度，太监犯法，要交给内宫司礼监处理，三法司无权过问。林汝翥打了太监，不但触犯律令，更是得罪了魏忠贤。林汝翥知道闯了大祸，便跑到遵化巡抚邓美那里避难。

　　阉党抓不到林汝翥，便包围了叶向高府邸，说是林汝翥藏在相府，硬是闯进相府搜索。叶向高气得浑身发抖，说是大明二百余年，从来没有见过太监敢于私闯相府，如此嚣张。阉党就是要借林汝翥事件，羞辱叶向高，逼叶向高提出辞呈。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叶向高气愤不过，当即提出辞呈，魏忠贤代天启帝做了批示，同意。

　　叶向高离开内阁，离开北京，回到福清。东林党人失去了保护伞，厄运便接踵而至。阉党开始肆意抓捕东林党人。先是杨涟等东林六君子惨死狱中。随后是周起元等东林七君子惨遭迫害。朝中正人君子，一扫而空，城狐社鼠，弹冠相庆。本来已经是百孔千疮、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从此更是一蹶不振，走向没落。

　　天启7年，1627年，天启帝驾崩，天启帝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庙号思宗。崇祯帝登基后，一举铲除了魏忠贤集团，同时下诏召回叶向高。可是，叶向高也在这一年病逝于福清，享年69岁。

　　叶向高两度入阁，历仕三朝，累计长达十三年，忠心耿耿，苦心经营，宽宏大度，清正廉洁，为了大明王朝，呕心沥血，尽心尽职，是一位难得的良相，贤相。然而，朝野对他还是颇有微词，比如，独相十三载啦，依附魏忠贤啦，没有家乡观念啦，等等，在坊间，还编造出许多传说，贬低叶向高，丑化叶向高。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评价叶向高的功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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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功过是非

　　叶向高两度入阁，历仕三朝，是明末政坛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在当时混乱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几百年来，关于叶向高的官声人品，功过是非，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有不少不实之词，甚至肆意丑化。在这里，我们选择几个话题，予以剖析，辨明真伪。

　　第一，独相十三载。

　　叶向高独相十三载，这是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之一，而且，语带

　　贬义，说是当时朝廷设有左相，右相，左相是李廷机，右相是叶向高。后来，李廷机病死了，按理，叶向高要升任左相，再提拔一个人担任右相。可是，叶向高不升左相。叶向高不任左相，谁还敢越过右相当左相？于是，左相空着，叶向高成了独相，霸占内阁，大权独揽。

　　事实到底如何？我们还得从内阁说起。

　　明朝初年，原有宰相。因为宰相胡惟庸案，朱元璋杀了胡惟庸，同时废除宰相一职，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可是，事情太多，皇帝一个人玩不转，于是，便找了一些学士、讲官、编修等等，组成班子，做文字工作，“备顾问，代王言”，班子没有定员，也没有职称，更没有实权。到了朱棣称帝后，才固定下，称为内阁。起初，阁臣的品级很低，五品，六品，甚至七品都有。后来，阁臣由大学士、六部尚书兼任，才逐渐显赫。比如，叶向高入阁时，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阁臣不是宰相，但是，习惯上，人们还是称阁臣为相。

　　万历35年，叶向高第一次入阁。当初，内阁有阁臣五人：朱赓、于慎行、王锡爵、李廷机、叶向高。不久，死了朱赓、于慎行，走了王锡爵，病了李廷机，内阁只剩下叶向高一人，苦撑政局，这就是叶向高的独相的真相。可是叶向高并不想独相。

　　1，独相是一桩苦差事。

　　独相苦不苦，全看是何人。如果是严嵩之辈，正好是朝纲独断，随心所欲，那是求之不得的美差。可是，叶向高光明忠厚，恪尽职守，不敢越权、擅权。但实际情况是，皇帝虽然没有付与阁臣宰相之权，却要求阁臣履行宰相之职；朝臣既希望阁臣尽宰相之能，却又不真心维护阁臣的权威。所以，叶向高说：“今天下威福在皇上，事权在六曹，议论在台省，独有举朝不能为之事，举世不能容之罪，在于孤臣之一身。”事前，他无权做主，事后，一旦出现差错，他却要承担责任，那些言官御史，都把矛头对准这个无权有责的首辅大臣，他成了“天下第一困穷无告之人。”这样的独相，苦不堪言。

　　2，独相是皇帝造成的。

　　万历36年，当内阁只有叶向高一人时，叶向高就开始上疏请求增补阁臣，他在奏章中写道：“今天下事百孔千疮，非臣一人所能补塞；今天下人情鼎沸纠纷，非臣一人所能厌服。臣之在此，如孤洲涉险，唯忧同济之无人；如穷卒守边，唯恐更番之不早。”说得何等凄苦！为了增补阁臣，叶向高陆续上了一百多道奏疏。可是，万历就是拖着不补。所以，独相不是叶向高本意，而是万历帝一手造成。

　　3，求去心切。

　　增补不成，叶向高只好请求辞职。

　　内阁首辅，是明朝人臣的最高位置，是所有读书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功名的巅峰。叶向高一个海上孤生，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已经高高站在峰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何等荣耀，何等显赫，为什么还要辞职呢？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有心报国，无力回天。他疾呼：“不知今日世界，有何神机妙策，可以挽回今日圣心；更有何忠谋至计，可以感动海内之广贤。”万历年间，他先后上了六十几道辞呈，最后才获准。这是为什么？

　　其一，例行公事。阁臣遭到弹劾，必须引罪乞休。这是例行公事。其二，从政手段。当某些奏议不能获准时，叶向高也会提出辞职，要挟皇帝。其三，君臣情深。万历帝离不开叶向高，总是温言慰留；叶向高也是君恩难断。其四，于心不忍。内阁无人，叶向高不忍心一走了之，让内阁瘫痪。其五，国本未固。福王尚未就国，叶向高不敢离开内阁，以免国本之争，功亏一篑。

　　万历41年，福王离开北京，万历42年，内阁增补方从哲为次辅，此时，叶向高才下定决心辞职，他上的最后一道辞呈，是这样写的：“臣之求去已四五年，只为圣恩难割，牵缠不休，今日是臣割断之时也。臣情辞已竭，无可复言；病困日久，精神溃乱，亦不能言；事已如此，更不必言。纵使千言万语，只是一言曰：恳乞骸骨归死故乡而已。”万历帝看了这道奏章，也为之动容，准他致仕回乡。此时，叶向高才57岁，对于政府首脑而言，这是从政的最佳年龄。在历史上，宰相除了被撤职，被杀头，或是英年早逝外，在这个年龄段退休的，极其少见。因此，万历帝在圣旨里才写到，“卿宜善摄，为国爱身，以需召用。”

　　所以，民间传说叶向高独相十三载，贪恋权势，大权独揽，于史实不符。而且，叶向高独相只有七年，并非十三年。天启年间，叶向高二度入阁，那时有阁臣七人，说叶向高独相，就更是无稽之谈。

　　第二，对待宦官的态度。

　　有人说，叶向高贪生怕死，依附宦官，惧祸保命。其实不然。

　　宦官是封建社会的一颗毒瘤，与封建社会共存亡。历朝历代，许多官员一直在想方设法铲除宦官，割掉这颗毒瘤，可是，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搭上身家性命。这是为什么？一句话，帝王需要宦官。只有推翻了封建制度，宦官这颗令人厌恶的毒瘤，才能寿终正寝，成为历史的记忆。

　　明朝政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宦官参权乱政。

　　明朝废除中书省，设立内阁。内阁虽然是皇帝亲信之属，但是，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内阁与皇帝之间的联系，需要通过宦官，才能得以实现。百官的奏章，要经过宦官的手，上交皇帝；皇帝下发的圣谕、旨意、御札，也要经过宦官的手，下达六部。这就为宦官参权干政提供机会，也存在宦官阻隔内阁与皇帝之间联系的危险。阁臣如何处理与宦官的关系，不仅关系到阁臣本身的成败，而且，关系到明朝政治的格局，甚至关系到明朝的国运。

　　阁臣如何处理与宦官的关系，前任为叶向高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明朝中叶以来，宦官势力恶性膨胀，处理与宦官关系，成了政治家们摆脱不了的魔魇。内阁首辅与宦官结下不解之缘。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杨一清依靠宦官张永，剪除刘瑾。

　　明世宗时，首辅夏言与严嵩有矛盾，而且藐视宦官。严嵩利用宦官，杀了夏言，当上首辅。御史邹应龙，通过宦官，弹劾严嵩父子，严世蕃被斩，严嵩罢官回乡，凄凉死去。

　　万历初年，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有矛盾，藐视宦官，却内联宦官孟冲，外联部分官员，想扳倒宦官冯保，驱逐张居正。结果，高拱、孟冲反而被冯保攻倒，孟冲自尽，高拱离开北京，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冯保升任司礼监。张居正利用与冯保的友善关系，顺利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内阁大臣，利用宦官，互相倾轧，成了明朝政坛上一种怪象。结果是，除掉一个宦官，换成另一个宦官。仅此而已。

　　叶向高入阁时期，正是明朝宦官势力发展时期，所以，叶向高只能面对现实。在承认宦官制度存在的前提下，叶向高只希望宦官能安于职守，不干预朝政。他认为，理想的宦官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断其根，绝其望，使之无知无欲，无烦无恼，成为忠实的奴才，或且是参政而不乱政。

　　阁臣对待宦官，不外三种态度：一是逐杀，一是投靠，一是驾驭。叶向高不赞成逐杀，也不会去投靠，他要驾驭，让宦官为己所用，至少，不要掣肘，给他添麻烦。

　　在万历朝，叶向高是幸运的，遇上王安等好宦官。这些宦官不仅使叶向高免受心腹之患，而且，在某些方面成为叶向高的依靠力量，帮叶向高解决一些棘手的朝政。为什么太监愿意帮叶向高？因为叶向高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平和忠恕的政治作风，对宦官的不亢不卑的君子风度，得到宦官的钦佩。叶向高曾经说：“神祖朝，阁中只臣一人，处宫府隔绝之秋，事不如意，终日闷愁，每中官到阁谈及宗社大计，辄为泣数行下。”太监到内阁与阁臣谈心，而且落泪，十分少见。司礼监王安曾叹息说，“好时节、受用宰相，都被别人做去，公却来此受苦。”宦官也能体谅到叶向高的苦楚，确是难能可贵。

　　到了天启朝，叶向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遇上野心勃勃、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为了国家大局，为了沟通宫府，叶向高一直力图与魏忠贤搞好关系，友好相处。但是，叶向高对魏忠贤并不是奴颜婢膝，他的目的是，1，避免魏忠贤从中掣肘，隔绝宫府。2，保护东林党人，免受荼毒。可惜，他的努力，成效甚微，最终还是被阉党排挤出北京。

　　叶向高注意到宦官的作用，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处理好与宦官的关系，才能在政坛上生存发展，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不但是从政的需要，也是一种政治手腕、从政艺术。我们不能以此断定叶向高阿附宦官，惧祸保命。

　　第三，家乡情结。

　　因为叶向高清正廉洁，不为亲朋好友办私事，所以，民间传说，叶向高不近人情，不爱家乡，没有为家乡做什么好事。其实不然，叶向高有着深沉的家乡情结，他爱家乡，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

　　1，为福建人民驱逐高寀。

　　万历皇帝贪财，为了增加内帑，以供挥霍，以宦官为矿监、税监，

　　派到全国各地，征收赋税。这些宦官，所到之处，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派到福建的税监高寀，尤其残忍。福建人民对高寀恨之入骨。为此，叶向高上疏万历，痛陈矿税之害，请求召回税监。万历帝不想召回所有宦官，自断财路。不过，万历帝还是给了叶向高的面子，召回高寀，为福建人民除去一大祸害。叶向高为福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2，创办福州会馆。

　　福州与北京，相隔数千里。福州人进京赶考，或是经商办事，常常为食宿所困扰，特别是那些穷困书生，一旦落第，无力回乡，往往流落街头，甚至客死他乡。

　　为了给进京赶考、办事的福州十邑乡亲提供方便，叶向高将府邸划出一部分，创办福州会馆。在历史上，京官用私宅办会馆，叶向高是第一人。他又修建一座“义园”，专门收存在京亡故的福州十邑乡亲的遗骨，等有机会时，运回家乡安葬。叶向高还题写了三副著名的楹联，一副是福州会馆正堂“燕誉堂”的楹联：“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一副是义园楹联：“寄语往来人，莫为功名抛骨肉；伤心丘垄地，得归桑梓即蓬莱。”义园中建有一座乡情味浓厚的“麦饭亭”，叶向高为之写了一副楹联：“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

　　叶向高为福州十邑乡亲做了一件大好事。

　　3，波兰桥的故事。

　　叶向高不但为福建做好事，为福州做好事，也为福清做好事。

　　福清十年九旱，又经常受到台风袭扰。台风带来暴雨，破坏性极强。有一年，地处交通要冲的波兰桥，被洪水冲垮，需要重修。为此，地方官员上书叶向高，请求减免福清赋税。叶向高上折子说，重修波兰桥，耗资巨大，请求减免福清三年赋税。万历皇帝问，波兰桥有多长，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叶向高说，此桥站在桥头看不见桥尾。万历派太监去查看。其实，波兰桥不过是一座数丈长的拱桥，因为坡度特别大，站在桥头当然看不到桥尾。太监不是傻瓜，但他明白阁老的良苦用心，向皇帝汇报说，此桥果然是站在桥头看不见桥尾。万历会心一笑，免了福清三年的赋税。

　　这个传说，至少说明几个问题：1，叶向高热爱福清，为家乡做了一件好事。2，叶向高与太监关系融洽，太监才能替叶向高打马虎眼。3，万历宠信叶向高，给叶向高面子。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叶向高爱福清，爱福州，爱福建，当然，身为首辅大臣，他更爱他的祖国大明王朝。他的爱是大爱，是博爱，而不是对亲属、对个体的小爱。

　　福清不过一个濒海小城，能出一个首辅大臣，本来应该让家乡人感到骄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民间却对叶向高颇有微词。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百姓极端困苦。叶向高虽然清廉，然而为相多年，家中仍然拥有良田数百亩。与贪官污吏相比，不足为道，可是，与普通百姓相比，难免令人眼红。

　　其二，明末政坛，朋党林立。叶向高虽然善于调济群情，辑和异同，但是，难以做到人人满意。

　　其三，叶向高长期在外为官，对族人疏于约束，族人仗势欺人，引起乡邻不满，在所难免。

　　其四，叶向高笃信风水，多次建造坟墓，与民间有所抵触，引起百姓不满，也在所难免。

　　其五，叶向高为相十几年，不曾害一人，不曾受人一分钱，不曾向六曹请办一件私事，是一位难得的贤相，良相，可是，身为宰相，不为亲戚朋友乡亲同事办私事，能理解的说你清正廉洁，不能理解的就说你不近人情，刻薄寡恩。

　　于是乎，不满叶向高者，肆意编造说辞，进行人身攻击。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最后，我们简要总结一下叶向高的辅国思想。

　　叶向高执政期间，根据当时形势，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

　　1．安置辽民。

　　万历、天启年间，后金崛起，东北难民大量涌入关内，构成了社会动乱的一大隐患。所以，安置辽民，是叶向高的第一要务。他将这些辽民疏散到广大荒地，屯种耕作。这样分散安插，既消除隐患，又发展生产，一举两得。这是很有政治家远见的谋略，也是明朝社稷安定的关键所在。

　　2，疏通言路。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叶向高时时提醒皇帝，要倾听各种不同政见的言论，不要偏信一党之言。

　　3，减轻赋税。

　　明末，苛捐杂税繁多，人民痛苦不堪。叶向高一再上疏，减轻赋税，特别是主张废止不合理的矿税制度，请求尽快召回所有中使。他在一道奏章中写道：“……陛下幡然改悟，诏告天下，召回中使，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共沐天恩，眼前世界，便是唐虞；如仍然不改，群奸日恣，群怨日深，臣恐秦隋之祸不旋踵而至……”言辞激烈，令人振聋发聩。但皇帝就是不听，为了给叶向高面子，只召回福建的税监高寀。

　　4，收拢人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叶向高认为，人心是国家安定的根本，只要人心不动摇，国家就有希望。所以收拾人心，是叶向高十分重视的政治主张之一。叶向高认为，要收拾民心，根本办法就是减轻人民负担。明末社会，除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有一种最为人民痛恨的负担，就是各地“驿递”摊派。官员往来，都要动用大量老百姓的劳力，迎来送往，加重人民的负担。叶向高主张减免这些负担，而且身体力行。他经常轻装简出，有时甚至连肩舆都不用。这在封建社会中实是难能可贵的。

　　5，任人唯贤。

　　明末的政治派别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自我标榜，排斥异己。叶向高则认为，“今日门户各党，各有君子，各有小人。”所以在选拔人才方面应该“去其小人，用其君子，不论其何党，乃为荡平之道。”主张用人唯贤。

　　叶向高所有这些政治主张，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是叶向高辅政的思想核心。

　　叶向高是神童，是才子。叶向高不但是一位对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政治家，而且多才多艺，著作等身，为我们留下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叶向高为官期间，著述不辍，结集颇多，传世的有《苍霞草》、《苍霞续草》、《苍霞余草》、《苍霞诗草》、《纶扉奏草》等等一百余卷。叶向高是书法家，有墨宝传世。叶向高还是围棋高手，世称“国手第二”。据传，他的棋艺天下无敌，却败于年仅十岁的围棋神童过百龄手下。

　　做为一个政治家，叶向高胸襟宽阔，海纳百川，对于西方文明，先进科学，一应接纳。他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等人，都是好朋友。

　　综观叶向高的一生，以民为本，忠君爱国，清正廉洁，光明忠厚，为了构建明朝末年的和谐社会，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不愧是大明王朝一位难得的贤相，良相。

　　当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见仁见智，从无定论。我在这里所讲的叶向高，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