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鲁迅

　　这里是上海虹口区的山阴路，两旁伫立着各式各样的旧洋房，中间则是弯弯曲曲的弄堂。我沿路前行，直觉告诉我，鲁迅故居就在前面。没有风，八月的阳光灸烤着路面，行人很少，偶有汽车呼啸而过，旋即又恢复宁静。七十多年过去了，时光的触角似乎并未延伸到这里，尚可依稀见出旧上海的影子，感觉到穿着洋装或长衫的各色人等正擦肩而过，还有“叮叮铛铛”打着铃飞奔而过的黄包车……这里和上海的繁华地段近在咫尺，却又仿佛遥不可及，感谢这种奇妙的距离，才使我的沪上之行有了几许温雅的情怀，而非只有充斥眼球的摩天楼群。

　　我走着，想象着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走过这条路的情形。

　　鲁迅故居在山阴路132号大陆新村里，是一幢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若不是门口挂着“鲁迅故居”的牌子，便与周围民居毫无区别。先生1933年4月11日迁入，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一直住在这里。门口有一方天井，几株石榴和紫荆花枝叶挺拔，阳光洒落一地碎影，四下里安静极了，仿佛同这里的主人一起沉睡在久远的光阴里，让人不忍轻易打破。

　　我轻轻推门进去，生怕惊动先生沉睡的魂灵。屋内布局极为简单，一楼是会客室兼餐室，二楼是先生和许广平的卧室，还有贮藏室，三楼是海婴和保姆的房间及客房。简易的楼梯，古旧的家具，这里的一切，可谓简朴至极，先生在此过着朴素而艰苦的写作生活。他没有独立的书房，只是在卧室靠窗的书桌旁放了一个书柜，里头是些常用的工具书。桌上摆着台灯、烟缸、茶杯以及先生用了一辈子的“金不换”毛笔。在这里，他写了《故事新编》、《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七本杂文集，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在这张桌上写送给内山先生的便条——这是他最后的遗墨。我在先生卧室里停留了很久，室内的空气仿佛尘封在七十多年前，积满了沉重的旧事。我似乎看到他躺在躺椅上抽烟沉思，伏在桌上奋笔疾书，背着手踱来踱去……甚至还能看到他躺在床上气喘不止的样子，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是桌上的闹钟指针永远指向的时间——凌晨5时25分，当时他头朝内躺在这张床上，由黎明前的黑暗将他卷走了。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找到那种圣殿般的感觉。这里更像普通住家，工作生活着一个普通人，一个创造了永恒精神的普通人。再去重复人云亦云的“鲁迅精神”只有徒劳，眼前这些桌、椅、烟、笔、纸更让我感动。它们无一不印刻着先生的痕迹，是那么平凡真实，静而超然。先生就是用这些普通的工具来承担使命，牵引着半怒不怨、半醉不醒的人们从苦难中拔脱。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承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一切：暗杀的危险、叭儿狗的告密、战友的误解、疾病的折磨……但他仍然俯身做一只默默的孺子牛，背负起一切孤独、苦难和黑暗，体验着鲜浓血痕中的生和死。

　　继而看了几件展品。有他亲手包扎的书，绳子的捆法极为讲究，几乎是艺术品。还有两排牛皮纸包的书，书脊上都工整地用楷体写着“世界美术全集”。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手稿是那么干净，没有一笔潦草，甚至连排印格式，空几行几格都认真地标示出来。虽然知道先生是个认真的人，但认真到了这种近乎苛刻的地步还是让我有些吃惊。

　　一个如此理智、细致甚至一丝不苟的鲁迅，一个从事着具体入微工作的鲁迅，是否颠覆了那个高不可及的“精神的鲁迅”呢？有人说，晚年的鲁迅“大大后退了”，因为他专写流于投枪匕首的小品文，明显多了人间烟火气，比起在北京时，上海的鲁迅是需要反思的。那个深居北京的王朔则惋惜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为什么一定要写长篇才不遗憾呢？假若少管点闲事，关上屋门写洋洋洒洒的长篇，这样的“鲁迅”或许会出现好几个；可爱管闲事，每天辛辛苦苦至少写一篇烟火气十足的短文以换取面包和口粮的鲁迅却只有一个。能做具体细微的工作，我倒不觉得就此贬低了一个人的本领，相反却是一种严格要求。有多少人渴望做“神”的事业，到头来只空留泡沫般的幻念，这世界上多的是幻想过头的人，却少脚踏实地如耕牛者；而最能痛感这点的，恰是先生这样躬耕如孺子牛的人。“寻些小事情过活，不要做空头文学家”，这是他给海婴的遗嘱，更是他用一生的血泪心计浇铸成的最后叮嘱。

　　出得门来，午后的阳光依旧炽烈，弄堂空无一人，只有马路外住家装修的敲击声和孩子的欢笑声间或传来，寂寥在空气中蔓延。这是最好的设计，来这里的人虽不多，却都是心怀敬意、热爱鲁迅的人，他们来过了，留下景仰的目光和轻轻的叹息，或者还有一些淡淡的思考，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