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医生”呼唤钢性制度

　　近来媒体广为传播武汉市汉口一家社区医院名叫王争艳医生的事迹。她从医25年，坚持替患者着想，不开大处方，平均每张处方不超过80元。在武汉市评选“人民满意的好医生”中，经36000多名市民无记名投票，脱颖而出，成为30名“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之一。

　　像王争艳这样的“好医生”是怎样炼成的呢？据媒体说，王争艳年轻时就有人生规划：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从医以后，以良知待患者，从来不给患者开大处方，因此，小处方见证了她作为一名救死扶伤者耀眼的品质和风范，折射出她的医德之美丽。

　　显然，对于王争艳的事迹，媒体给予怎样高的评价、赞美都不过分，这也是舆论对先进人物的一贯做法，先进人物也受之无愧，理所应当。然而，王争艳似乎是个例外，她并不领情。当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她时，连记者在报道时都用了“语出惊人”来描述。

　　王争艳的一席话大意是这么说的：我六七年前就是这样做的，怎么现在才成了“好医生”？我工作在社区医院，条件就是这样，能开大处方吗？我这个医院是医药分开，开大处方对医生没有利益，干嘛要开大处方？像我这样开小处方的医生在社区医院多了，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做。王争艳医生真是快人快语，这几句话确有“语出惊人”之感。

　　然而仔细一想，又没有什么可“惊”之处，王医生不过说了几句大实话，只是一语中的罢了。怎么开处方，在医药挂钩用以评价医生绩效的情况下，对医生而言，存在道德良知问题。医生可以在开大处方的暗箱操作中获得利益，医德肯定可以彰显良知。但是，医德只是一种伦理评价，看不见，摸不着。你说开小处方是替病人的经济着想，我说开大处方是为了药到病除，更快更有效地治愈病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以处方的“大”与“小”评价医生的道德，未必科学，靠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为患者服务，虽然有效，毕竟有限。

　　要真正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还是如王争艳医生所指出的，那就是要使医药分开，医生开大处方得不到好处。一句话，就是要有制度。制度制约比道德约束更具有本质意义。邓小平说，要用制度管人。好的制度可以使有道德的人多做好事，不道德的人没法做坏事。可是现在发生医患矛盾时，我们往往在医德问题上争论不休，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医德作为职业道德的体现，是医生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是不需要太多争议的。而某些医生之所以缺德，是制度为其创造了条件，像医药不分，医生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多开药，多得分，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下，势必使一些私心严重、医德不高的医生很自然地往自身利益倾斜，他怎么可能跟金钱有仇恨呢？当大多数人在具有钢性制度的引导、规范下开大处方，少数人开小处方就会被当作另类，并且使其医术水平受到怀疑。就像在以分数为杠杆的升学率作为评价教师的绩效时，坚持素质教育就可能被认为教学无能，其结果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诚然，医生有医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人的道德水准是不一样的，甚至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同一个人的道德表现都可能不同。因此，道德律固然重要，但是毕竟存在很大弹性，要根本解决开处方中的弊端，还得要靠钢性的制度作保障，要严格让医药分开，就是使医生开大处方得不到好处，要明确医生的职责，剔除医生不应该牟取的利益，正本清源，还医道一个干干净净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