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摩罗新着《中国站起来》的争论

　　曾经《耻辱者手记》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变成《中国站起来》引来的口诛笔伐、众叛亲离。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新近出版了。在书的腰封上写着“2010年最震撼中国人的精神福音书”，并列举出十个推荐者。其中有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刘仰等。书的内容简介中有一段写到：“本书抨击‘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精神，高举‘拒绝西化，重返颠峰’的旗帜，呐喊‘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隶’；呼吁中国人重树民族自信，找回民族尊严，重塑大国豪情，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此书在“崩溃篇”：《中国人为何自我阉割、自戴精神枷锁》中，对鲁迅、胡适、蔡元培提出强烈批判，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坚决批判并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一度使得传统文化面临灭亡之虞”，并用“洋奴”一词指责“号召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五四时贤。在“义和团拯救中国”章节中，提出“有人愿意找100条理由为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辩护，却不愿意找出一条理由承认义和团反抗殖民、抵制奴役的正义性和神圣性”。摩罗解释“呐喊”篇章讨论的是“在不道德面前，中国人不会比西方人更甚。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所谓的国民劣根性问题”。在新书发布会上，摩罗对媒体说，“我不是鲁迅、胡适的儿子，只能是阿Q、祥林嫂的儿子”，“中国人为什么要站起来？站起来只是为了按照中国的利益说话。所以，《中国站起来》的主题就是：我是中国人，只想说中国人话”。

　　对待任何事物，大概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免。摩罗的《中国站起来》自然也是如此。

　　肯定、赞扬者有：出版家给以极高的评价，说是“2010年中国人的精神福音书”，以“抨击”、“高举”、“呐喊”、“呼吁”等尖锐的动词，高度概括了该书的精华所在。《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在序言中认为“这是新一代中国人在精神上拔地而起的呐喊！”《中国不高兴》作者刘仰则非常赞同摩罗此书，并在该书写作过程中，给过摩罗不少建议，该书有些内容就是引自《中国不高兴》。他说该书正在面临和《中国不高兴》一样的遭遇，主要的批评都来自知识分子。

　　然而，否定、批评者更不乏其人。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我推荐此书主要是因为，摩罗抛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此书无论是内容还是研究方式我都非常不同意。”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对摩罗新书中的部分观点表示异议，直言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与国民劣根性有关。摩罗随即撰写博文《易中天有“道德飙车”之嫌》，予以回击。双方就中国人是否存在特殊国民劣根性等问题进行争辩。而来自朋友的反对早在新书出版前就已经开始。摩罗多年的好友、法律学者箫瀚于2009年7月29日在其博客追远堂发表《与摩罗先生谈爱国——评〈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摩罗此文也是新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箫瀚认为摩罗的文章让他“非常震惊”，于是毫不客气地写道：“这是我见过的摩罗作品里，最神经错乱的文字，为此不得不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文章洋洋万言，列举了23点意见。例如说：“空喊爱国主义毫无意义，动不动就把倡导自由民主的人们视为洋奴，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更是和某种意识形态珠联璧合了。把今日中国的账都算在‘精英们’的头上更是欺软怕硬的表现”。他曾经声言摩罗在朝着超越鲁迅的道路上迈进，而今天却担心，摩罗会不会中途改辙，将超越变成了背叛。而学者徐晋如则公开宣布与有“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的摩罗“道不同不相为谋，友谊到此为止”。颇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味道。还有曾经喜欢他、以“崇拜摩罗”为网名的网友韩立勇却写出文章，标题即为《精神界战士摩罗神经错乱了吗？》。学者，林贤治认为，这是一个大分化的时代，“方生方死”的时代。摩罗的此种廉价“爱国主义”言论颇有为维护某种固有的秩序、既定的格局，为利益集团代言人之嫌。“是社会某种势力借摩罗之手下的一剂精神毒药”。

　　作为摩罗的良师益友，钱理群诚恳而关切地说：“摩罗已经因为此书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连最好的朋友都在反对他。”但他相信：“摩罗是怀着真诚的态度在研究问题，并呼吁大家都心平气和地进行学理讨论。”钱氏的提醒是中肯的。不过，文章着作一经发表出版，就成为“公器”（公用的器物），有的作者也就成为“公众人物。”读者就有权利对作品进行评论，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扬，或批评，或质疑，或商榷，或引用，，或纠错等，无所不可；只要不是强词夺理、无理取闹、人身攻击，而是平等对话、学理讨论、唯理是从者，应该都是正确的态度。如果能够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争论一番，真理就会愈争愈明；那么，离一百七十前龚自珍所期待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五十年前毛泽东所倡导的像先秦时代那样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实现，或许就为时不远了。切忌像黄节所说：“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王者徇一已之好恶，乃欲以权力过之，天下固不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