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作闺音”浅释
○王心君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离骚》）
“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诳若有亡。”（司马相如《长门赋》）
“君心匣中镜，一破不复全。妾心藕中丝,虽断犹牵连。”（孟郊《去妇》）
……
徜徉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思妇、怨女、弃妻的形象。她们或因远人出征，整日忧心忡忡；或因与心上人相恋却不得相守而怨天尤人；或因惨遭丈夫抛弃，孤独的生活蒙上了浓浓的阴影。上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下至元曲杂剧、明清小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犹如展开一幅幅妇女生活百态图，将中国古代女性的种种处境，万般情思向我们一一呈现。然而，这些“闺音”，除去少数的例外，几乎全是由男性文人写成。
“男子作闺音”，语出清代学者田同之《西圃词说.·诗词之辨》：“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而后，“男子作闺音”便渐渐被用来概括男性文人代女性设辞，假托女性的身份、口吻，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男子作闺音”从战国时代便已出现，作品数量可观，作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子文人。他们何以在作品中以妾妇自居，“迂回”言说呢？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寄托说”。这是最容易为人所理解、接受的一种说法。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托，常被当做“男子作闺音”的“开山祖师”。其实，“男子作闺音”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源头《诗经》中就已见滥觞。《诗经》中的作品多比兴抒情，托物言志。如《卫风·氓》便是典型的怨妇之辞。后来，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寄托怀才不遇的忧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代文人争相模拟、效仿，并渐渐使之固定化、模式化了。“寄托说”还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心理结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带来了以夫妻关系比附君臣关系的思维定势。士人们在朝中为人臣的感受与女子在家中的感受何其相似，如此便使他们产生了对女性角色的心理认同。尤其是当他们怀才不遇，遭君主弃用时，更让他们视自己如同弃妇、怨妇。久而久之，这些“政治失恋”的士大夫们假托弃妇贱妾之口寄托自己对夫主的或爱或恨或恋或怨的不同情怀，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是“同情说”。众所周知，中国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妇女始终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承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幸：丈夫的薄情背弃、战乱中的生死难期、困于深宫的身不由己……总之，她们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庸”，凄楚哀怨、抑郁愁闷是其感情生活的主旋律。加之封建社会剥夺了女性受教育和参与创作的权利，使她们纵有万般苦，却无从诉说。面对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许多有爱心的男性作家同情她们的遭遇，主动当起了她们的“代言人”，控诉这不公的社会秩序。他们“男扮女装”，设想女性的处境，揣摩女性的心态，用她们的口吻将女性的种种不幸诉诸笔端。比如北宋时期的柳永，由于仕途不顺，长期流连于歌楼妓馆、勾栏瓦肆里，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她们，对许多歌妓想从良而不得的不幸遭遇抱以深切的同情。他的词作，很多就是以歌妓的口吻，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还有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所做的众多杂剧中，有许多就是表现才子佳人婚姻不幸的题材的。
还有是“双性情感说”。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是丰富而且多层面的。着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分析，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兼具两性特征，男性人格中有女性的一面（阿尼玛），女性人格中也有男性的一面（阿尼姆斯）。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阳刚、阴柔两种对立的基因，都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气质，即“双性人格”。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种社会文化规范让许许多多男人只能“有泪悄悄流”。所以，当那些男性诗人文士们在化身女子角色写相思怨别之辞的时候，其实已经流露出他们自身所隐含的女性气质。而我们看到的那些“男子作闺音”的作品，也往往包含着两个意义系统：一是文本层面，即我们在字面上看到的女子的哀怨之思；二是潜在的诗人内在情感的凝聚。曾经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就是他本人两种人格的形象化。
最后一种是“文体说”。这主要是针对古体词来说的。词自产生之初就是供歌伎演唱的，可说是地地道道的“闺音”。为了适应这种女音演唱的要求，许多作词的文人便只能“代作闺音”，直接在词中以女子之言，叙女子之事，抒女子柔情。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词作，这方面的特点就很突出。他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由一个女子微微低吟，感人肺腑。
“男子作闺音”，为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填补了空白，道出了一个被整个制度所冷落、封闭的性别群体的声音。同时，它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们通过它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化语境、社会心理、文人人格结构等等许多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