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少正春风

　　我的母校福清三中从开办至今，历经一百三十度春秋，纵有战乱兵燹、天灾人祸，其培元之宗旨、育人之大业始终如一，未曾中断。足可以称得上一所伟大的学校。

　　图1：62年前，作者就是从这个大门跨进三中，如沐春风。

　　六十二年前，我有幸考入这所学校，在初中部就读了三年时间。那时，我是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几十年后，我的老同学张铣在某刊物上撰文，称我是“从东壁岛赤脚走出来的孩子”。这对我少年时的定位是准确的。我的人生之旅正是从东壁岛上赤脚起步的；而福清三中就是我人生旅程的重要驿站。

　　图2：作者故乡东壁岛海滨村新貌。当年，作者就是高挽裤脚,踩着泥泞的滩涂，跋涉到对岸的东营村，再到镇区的学校读书。

　　月薪九十九元的校长

　　初进福清三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甚至有些神秘，尤其对我们的校长，更是谜一样的存在。

　　图3：林贞瑞校长(左2)和他的同事朱玉墀副书记(右1)、陈栋徽副校长(右2)、林修泉工会主席(左1），摄于1963年。

　　当时三中全校性集会时，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教导主任陈华光老师给我们作报告，校长出场的时候似乎极少。我们那时的校长是林贞瑞先生，就是那位在融美和三中极享盛誉的著名教育家薛永香先生的女婿。他身材清瘦、面容清癯、温文尔雅。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三中校长这可是不小的官！那么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有同学说，他一个月能赚九十九元！这可真是个吓人的数字！要知道，在我们东壁小学，校长只拿二十八元。随即又有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能给九十九元，为什么政府就不肯多出一元，给凑足一百元整数呢？于是大伙便进行了一番猜想，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之所以留下一元钱的空间，是为了让校长还能进步，把学校办得更好！

　　三年的三中生活之后，我便易地求学……

　　廿多年后，我再见到贞瑞校长是在福州华侨大厦的宴会厅里，那时他是福清农工党的首任主委，来出席省农工党的代表大会。我当时正任职于福建省委统战部，和其他部领导一起会见代表们，并共进晚餐。此后，我们之间便有了相对密切的来往。我知道这二十多年间，贞瑞校长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但在与我接触的过程中，我从没有听到他向我诉说过任何的委屈与不平。要知道，当年在为民主党派、党外人士落实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找我反映情况、寻求统战部门帮助的不在少数，我也一定想办法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忙。然而贞瑞校长直至弥留之际，我去看望他时，也未听他提出任何要求。所以，几十年里，我们当年想象的“政府留给他那一元钱的提升空间，让他把学校办得更好”的传说是否属实，也就没有答案了。

　　开山造楼的日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福清三中的教学楼只有三座，即：跃进楼、东风楼和先锋楼。而学生宿舍楼除了高中部居住的南洋楼、女生宿舍北洋楼两座解放前留下的老楼外，就只有酒库、织布局和零散的一排平房及一座小小的二层旧楼。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学校决定新盖一座宿舍楼，把东风楼东侧的一座小山坡铲平，在这里盖一座新楼。这就是后来的红旗楼。

　　那时候，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我们经历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又刚从抗美援朝的战火中走出来，再赶上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强行对我们逼债，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小孩来说，每天都要应对饥饿感的威胁，那种痛苦，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体会到的。国家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学生，在教育政策上作了些许调整，比如把每周一次的体育课和俄语课都取消了，为的是减轻我们的学习负担。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红旗楼建设要上马了。那段时间，大家都饿着肚子上工地，挥铁镐，拉板车，搞竞赛；没有牢骚，没有怨言，齐心协力，硬是用热火朝天的工地气氛把每个人的饥饿感逼走。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个小山包终于被我们给铲平了。红旗楼的基建工程就这样上马了。几个月后，一座崭新的红砖宿舍楼便屹立在校园里。

　　图4：学生宿舍红旗楼于2004年拆除。

　　那个年代是贫瘠的，物质是匮乏的；然而，我们的社会是积极向上的，人们的精神是富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家才能扛过那段艰苦的岁月。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我庆幸我们经历过那个伟大的时代！

　　木屐与扁担的交响曲

　　这是当年发生在红旗楼新舍区里的故事。

　　红旗楼初建成，我们在新学期注册后便入住新舍区。大楼外观似乎还不错，但毕竟当时国家困难，资金极其有限，建筑材料自然不可能很好，尤其是二楼的地板，缝隙很大，这便给住楼下的同学带来极大的困扰。晚自习后，就寝之前，楼上的同学洗罢脚，几乎清一色的穿上木屐，于是楼上“呱嗒呱嗒”的“打击乐”便开始了。更要命的是，随着“打击乐”的节奏，楼板缝间便哗哗地往下掉泥沙和灰尘。楼下的同学忍不住了，有人便操起挑地瓜用的扁担，往天花板(其实就是二楼的地板)上捅。如此，一出木屐与扁担的交响曲便上演了。加上邻近宿舍有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也加入“演出”，这便更热闹了！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听得有人大声喊道：“邦棋老师来了！”刹那间，就像古战场上正杀红了眼的决战双方，忽听得收兵的锣声，立即偃旗息鼓。偌大的一座宿舍楼，静悄悄的只听得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然后从一楼走到二楼，再从左边走廊走到右边走廊，稍作停留后，又从楼上走到楼下，然后走出大楼……

　　一场热闹的“交响乐”便因为这道“休止符”而终止。

　　这道“休止符”便是杨邦棋老师。邦棋老师是体育老师。他的体操单双杠表演直可夺人双眸。然而他的传奇不在于此，而在于他作为校生管组组长，对于当时学生中存在的不端行为的严加管束，尤其对小偷小摸一类的现象，没有哪几个能躲过他那凌厉的目光。因此，当年的学生说起邦棋老师，那就是在演绎三中现实版的福尔摩斯！

　　一年一度的文娱观摩汇演

　　福清三中的文娱生活一直是蛮丰富的。因为附近有个空军龙田机场，所以当地驻军几乎每周都会有一场电影。遇到这种时候，学校一般便放松对我们的晚自习，让我们看一场免费的露天电影。那个年代的优秀电影，诸如《红旗谱》、《边寨烽火》、《山间铃响马帮来》、《洪湖赤卫队》等都是在这里看的。

　　图5：“校花”张德英(左)、薛章兰维吾尔族舞剧照。

　　福清三中还有一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校性的文娱观摩汇演。每个班级都得出至少一个节目。演出形式涵盖合唱、独唱、表演唱、器乐合奏、诗朗诵、舞蹈、相声、小品等等，几乎是应有尽有。高中部的“明星级”人物张德英等演出的歌舞《井冈山上采杨梅》、《采茶舞曲》，那优美的旋律，至今还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更让三中人感到自豪的是，当年观摩汇演的优秀节目，曾被逐级选拔，直至参加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的《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影片录制。

　　初一年时，我们班参加汇演的节目是大合唱。班主任陈明福老师指定要我担任指挥。可我从来没指挥过唱歌。明福老师便联系了薛德芸老师教我。德芸老师边唱着“毛主席呀真伟大，叫咱们干啥就干啥”，边挥动双手，一招一式地教着我，她那明快、简捷、果断的动作，如今想来历历如在眼前。

　　第二年，周忠葵班主任给我弄来个相声剧本，内容是篮球比赛的趣事，要我和同班的王为霖同学一起讲相声。我看着剧本便傻眼了，啥叫相声我都没闹明白，怎么讲呀？忠葵老师说，你找薛尔国老师请教。就这样，在那狭小的体育器械房里，我们俩在薛尔国老师的指导下，胡乱比划一番，几天后便匆匆上阵。当年的这场演出，我要不说，恐怕谁也不记得我还能讲相声。我把它写在这里，是因为那也是一种经历，是我在三中的独特经历。

　　到了初三年，我们班主任是刘维耀老师。他组织的节目是女生表演唱《二嫂回娘家》，由班上的几位男生口琴伴奏。我吹口琴的“段位”太低，便无缘这场表演。

　　今天许多学校都在强调以全面培养学生作为目标，殊不知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福清三中已经尽其所能给了学生全方位的精神养分。这不禁让我想起初进三中校园时，看到跃进楼外墙上的一条巨幅标语特别令人关注：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广大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的这条语录是当时所有学校办学的根本准则。

　　“党员组织生活”的风波

　　我也许算不得好学生，但绝不是爱惹是生非的调皮生。可有一次调皮惹事的经历却让我终生难忘。

　　大约是初二年时，初中部已有一些大孩子加入了共青团。(比如我们班的班长，后来担任过永安煤炭公司党委书记的高瑞发；副班长，后来担任过三明地区中级法院副院长的余乃光；还有后来担任福清一中外语教师的林芳等。)有一天，团支部在黑板上写了一条通知，通知团员当天下午要在某教室参加组织生活会。看到这条通知后，我忽然有了恶作剧的冲动，顺手拾起一截粉笔头，在这条通知的旁边写了另一条通知。大致内容是：共产党员下午四点到某地过党员组织生活。写完后便一溜烟地去打羽毛球了。

　　图6:1963年毕业时，班主任刘维耀老师(前排右2)与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2作者，后排左1余乃光，右1高瑞发，中排左1林芳。

　　一会儿有同学火急火燎地跑来喊我说：“出大事了！你死定了！快回教室去看看！”我立马赶回教室一看，黑板上有了第三条通知，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谁写的？即刻来找我。魏伦诚。”在“即刻”两字处还画了两个圆圈。看了这条通知，我的两条腿马上就打哆嗦了：要知道，魏伦诚可是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

　　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我顿时没有了一点精气神，怯生生地来到伦诚老师的办公室。接下来的是接受一场劈头盖脑的疾风骤雨般的训斥。具体的话语我全然忘却了，只记得有一句狠话：“我今天要不狠狠地教训你，将来到社会上写反动标语的就是你这种人！”

　　这句当时让我觉得十分恶毒，让我恼恨不已、难以接受的话，却在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中沉淀为一种精神财富。尤其在我走上领导岗位，面对种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后，我才渐渐的体会到当年那场“金刚怒目”的雷霆霹雳背后，深藏着“菩萨低眉”的慈悲心肠。三十年后，我已经就任省宗教局长，一次偶然的机缘，在一位朋友家中见到魏伦诚老师。把晤之际，我说起三十年前的这件事，魏老师笑眯眯的看着我，云淡风轻地说：有这件事吗？我全然不记得了。

　　图7：福清第三中学初中毕业班东昇级全体师生合影。后排左3为作者，前排左6为陈华光主任，右3为魏伦诚老师。

　　增加五角钱的助学金

　　2005年春节前夕，我奉命代表福建省民族宗教厅到集美大学慰问少数民族学生，并给每位学生准备了三百元的慰问金。座谈会上，校领导执意要我讲话，我便即席给学生们讲了一段故事。

　　那是我在福清三中上初中二年级时的事。当时，由于国家困难，能给我们发放的助学金极其有限；同学中又多是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所谓僧多粥少，班主任能评给我的助学金仅有每月一块五。我的一位小学时的老师知道了，便找到三中教导主任陈华光老师，希望他能跟班主任说说，格外关照一下。华光老师是东壁岛人，后迁到城关居住，他对东壁岛农民的境遇自然十分了解，于是亲自找到我的班主任周忠葵老师，说这孩子聪明，会读书，就是家里太穷了，你尽量关照他吧。忠葵老师答应了，想尽办法，把我的助学金从一块五调到两块，增加了五角钱！就是这五角钱，让我在几十年间一直对陈华光和周忠葵两位老师心存感激。现在的人经常会说：五角钱丢在地上都没人捡。可我能想象到，当年的忠葵老师，为了给我增加这五角钱的助学金是如何的绞尽脑汁，再三权衡才能做到。要知道，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年月呀。

　　说完这段故事，我告诉台下的孩子们：今天我给你们带来每人三百元慰问款虽然仍是不多，但比起我当年的助学金，已远非同日可语。说明只有国家富强了，社会进步了，我们的人民才有更好的日子。当年，我母校的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老师给我增加五角钱的助学金，是对我寄予厚望的；今天，我代表政府给你们发放三百元慰问金，是对你们寄予更大的期望，希望你们尽快健康成长，为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说完这番话，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发现台下的孩子们眼中也闪着泪光。透过这泪光，我相信，他们听懂了我的故事，理解了我讲这段故事的用心。

　　匆匆之间，六十余年过去了。超过一个甲子的岁月！

　　母校南洋楼前的老榕树一定更加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而在树下读书、嬉戏的少年学子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本文所提到的我当年的老师多已作古。我和我当年的同窗们也都已是年逾古稀的垂垂老者，想起当年的日子，自有一番感慨！

　　图8：校园内的大榕树绿荫如盖，庇护莘莘学子弦歌不辍。

　　2022.9.25于广东东莞

　　作者简介：

　　余险峰，1963年初中毕业于福清三中。曾任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副厅长、巡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顾问，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福建省政协海云墨会副会长，福州大学、福建行政干部学院特邀教授，福建省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