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的辅国思想
○林秋明
叶向高（1559—1627年），福建福清人。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在万历、天启年间两次出任内阁首辅，是晚明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改革家，也是一位贤相、良相。
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到了后期，政治腐败、党争激烈、吏治败坏、赋徭沉重。加之明神宗长期不理政事、大兴土木，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又因大批税吏、矿监四出课敛诛求，致使民不聊生，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摧残，不断激起城镇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起来反抗。面对危机四伏、国政日非的大明江山，叶向高接手阁务后，多次向当权者提出一系列施政主张，试图缓和社会矛盾，重新聚蓄财力，从而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他的辅国思想和改革措施，于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安辽民
叶向高在出任南京礼部侍郎时，面对辽东人民深受税监高淮的荼毒，就上奏《公劾辽东税监疏》。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初任首辅时，“辽民避难入关者至二百余万。自来流民为乱，殷鉴昭然。”为此，叶向高向朝廷提出第一要务是“安辽民”。他在《边务揭》中说：
目前边饷匮乏，士卒饥疲，驱之临敌，谁肯用命？自来戎狄生心，每窥中国虚实。今夷使二三千人纷集阙下，见我九列无官，诸曹昼闭，又中外库藏皆空虚，甚至工部之犒赏，光禄寺之供给，皆彼此告穷，东挪西借。穷蹙如此，宁不为其所轻而敢于肆侮哉。
叶向高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安置辽民：“臣闻自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旷地甚多，处处可以屯种。”叶向高认为，若将辽民疏散各地屯种耕作，乱萌即消。
明朝末年，天灾频仍，饥贫遍野，惨不忍睹。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叶向高在《请赈荒揭》中向万历皇帝奉告灾情：
逐日风霾，经年不雨，自京畿以至山之东西，河之南北，又至于西蜀，尽天下大半皆成赤地，流离饿莩之状，至耳不忍闻，目不忍见……内帑之积，充刃如山，岂不能割其毫毛，救元元于沟壑之中。
不久，他又上《拯荒揭》云：
臣闻畿南真保一带，每日死者常有数千人。畿辅如此，其在各省又当何如？
此外，他还奉劝皇帝动用中央金库救济福建水患，这充分反映出叶向高深厚的民本思想。[!--empirenews.page--]
轻赋税
万历中后期，明朝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主要表现在：军事开支庞大；朝廷大兴土木、奢靡无度；矿监、税吏四处收刮；苛捐杂税沉重；财政入不敷出……面对种种窘境，叶向高首先大胆揭露矿监、税吏的危害，强烈要求皇帝制止不合理的矿税制度：“朝廷如此举动，天下必乱，宗社必危。”他在《再请止矿税疏》中历数税制弊病，言辞恳切，希望神宗皇帝“革除税店，罢撤中官”。
此后，叶向高再上一疏《请罢矿税揭》云：
近而京畿，远而山东、山西、河南，又远而四川，百姓饿死无数，树皮草根，无不剥尽，骨肉相食，惨不忍言。人情嗷嗷，恣嗟怨叹，皆归咎于榷税之害。苦一夫作难，必相响应。惟有亟罢矿税，可以收拾人心。
遗憾的是，万历、天启仍然不听忠言，人民痛苦有增无减。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在《请处置钱粮揭》中陈述国家费用增加的弊端，同时指出矿监、税吏对正赋侵夺的危害：
出者日赢，入者日绌，即使管仲、刘晏主计待筹，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叶向高再上《请罢矿税密揭》等奏疏中，力陈民脂民膏早已收刮殆尽，希望皇帝体恤民生民情。
此外，叶向高还利用自己的职权，多次建议皇帝蠲免赋税，实行赈灾。据统计，他仅减赋赈灾的专门疏揭就达10多封。尤其是他力谏朝廷撤回辽东税监高淮、福建税监高寀，减轻了广大民众的负担，受到一致好评。[!--empirenews.page--]
补缺员
明末政治病入膏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贪污腐化。许多衙门长期没有主官，政事无人过问；边境兵饷无人发入，各地解来的饷银无人批收；国外使节来访无人接待，无人送往；狱囚积至千人无人问断；一些官员罢免、致仕后多未增补，造成官署空虚……据记载，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央六部仅尚书就缺了5名，都御史缺员长达8年以上，布政司、按察司缺员五六十名，锦衣卫长期没有一个法官，地方政府缺员更在一半以上。封建国家的行政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叶向高入阁后，即针对现状上疏上揭，请求神宗增阁臣、补缺官，整顿吏治，铲除积弊，认为：
国家之事虽百孔千疮，而其根源窍系所在，实在于大僚之不补。大僚者，皇上之股肱，所与共图画理而领率群公以成明祚之治也。
他在《条陈用人理财疏》中说：
一官不补，即一事不治；若一官两摄，又一事两妨。平居因循苟且，犹可支吾；一旦缓急，必至狼狈。
他呼吁神宗“有官必补，有补必速”。遗憾的是，神宗多不予理会。而内阁自不必说，仅他一人处理政务，时时感到“自伤自惧，寝食不安”。
叶向高为了使内阁能有效运转，可谓绞尽脑汁、呕心沥血。据统计，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起，叶向高请求增补阁员的奏疏多达100道以上，最后才得到皇帝应允。其他官署的缺员也是在叶向高的强烈要求之下，才零星补上。叶向高试图通过增阁臣、补缺员，形成一种集体领导机制，克服和渡过政治危机。[!--empirenews.page--]
调党争
明末的政治派别众多，主要有浙党、宣党、昆党、齐党、楚党等，它们之间斗争非常激烈。各党自我标榜，互相勾结，互相攻击，搞得朝野人心惶惶。尤以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为甚，其主要焦点在于“国本之争”及“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
叶向高虽不是“东林党”人，也非“阉党”之列，他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尽量排除门户观念，极力“调剂群情，辑和异同”。他认为“今日门户各党，各有君子，各有小人”，要“去其小人，用其君子，不论其何党，乃为荡平之道。”他在《韩魏国不分善恶黑白论》中说：
天下之患，非独小人为之也，君子亦有过焉。君子之过何也？好鹜于标植而不察于事端，太露于町畦而不详于制度。激于意气之奋而不及长远之虑。此皆君子之过也。
叶向高调解“党争”最成功的例子，一是“国本之争”，一是“妖书案”。这两个例子的成功调解，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才干和解决复杂纷争的能力，。此外，处于主政地位的叶向高还对一些触犯皇帝和“阉党”的正直官员的申救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党争”的祸害。虽然叶向高也对“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进行过调和，终因“阉党”势力过于强大，“东林党”人纷纷受到迫害。不久，“阉党”又把矛头指向叶向高，致使其感到“时事不可为”，乃挂冠致仕。一代名相自从淡出政坛，不久忧愤辞世。[!--empirenews.page--]
倡节俭
叶向高入阁后，发现朝廷生活奢靡，开支浩大，“出者日赢，入者日绌”，多次上疏请求“皇帝加意留心，振刷节省”，停免“买办银”这一额外开支，最后使花销长达30多年的“买办银”在神宗手里停止，户部因此每年节省20万两的支出。他叹息说：
使前此阁臣有力争之者，其所省当不赀。而因循至此，惜哉！
叶向高还时时恳请神宗倡导节俭，减少宫廷开支，奏请减免织造龙袍的数目，认为：
公私匮乏，万分难处，但得节省一分，则生灵便受一分之赐。
叶向高对其他王室成员的开支也力倡节约。
叶向高对福王朱常洵庄田问题上成效不小。其实，他对王公贵族的封地早就不满。他提醒神宗皇帝，过去嘉靖皇帝时，由于景王要求庄田过多，“几至激变”，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但由于神宗皇帝偏宠福王，当福王提出以4万顷养赡田土作为就藩条件时，表示同意。但叶向高却竭力反对，认为：
福王封国多年，府等落成已久，而日复一日，迁延不行，诚祖宗朝所未有也。一如以养赡田土为辞，则会典所载亲王禄米不过万石，及养赡名目亦是添诚，岂可过多！
在叶向高多次反对下，神宗皇帝不得不减少一半，改赐2万顷。虽然叶向高无力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但他倡导节俭的理财思想为后人所称道。[!--empirenews.page--]
学西学
叶向高视野开阔，具有容纳、接收新生事物的坦荡襟怀。他虽然信奉过道教、佛教，但没有排斥西方先进文化，认为“天地终无极，小知安足拟？”。他肯定西来传教士“皆绝世聪明之人”，“其技艺制作之精中国人不能及也”。
利玛窦是意大利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达23年之久。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叶向高不仅盛赞此书，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予推动，还作诗赠与利玛窦：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著书多格言，结交多贤士。
叶向高认识到中国士大夫的不足，以及与西学的差异。虽然他一方面固守传统儒学的优越性，但不“夜郎自大”地排斥西方文明。他之所以乐于与利玛窦、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交游，是被西士的博闻广识及西学的“技艺制作之精”所吸引，因此他对西学中的科技、舆地职方之学的态度是虚心的，胸怀是健康的，眼光是独到的。
叶向高思想开放而豁达，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一生提出不少辅国利民的政治主张。遗憾的是，这些施政良方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甚至受到魏忠贤等“阉党”的抵制。叶向高由于感到无力回天，于是强烈要求退职回乡，从天启四年(1624年）起，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叶向高致仕后，东林党在朝廷失去一个重要支柱。从此，明代封建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