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央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出了战略部署，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在贯彻中央战略部署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诸如结合各地本部门实际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确定了各自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重点，开展了各类试点示范，等等。 　　2012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经济面临外需不振、通胀压力不减、内需不足等问题，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更加贴近人民生活，把工作重心放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上来，通过改革释放存量，最大限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使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础更加牢固。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民生。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实体经济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对就业影响会更加突出，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也会更加凸显。与往年一样，2012年我国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会达到2500万人以上，较“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会多出1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680万人，是新世纪初年的六倍多。在劳动力总量供给居高不下，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些部门和地区招工难与一些地区和部门就业难并存的情况下，我国还会出现技术工人短缺，普通工人也短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更趋常态化趋势，并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蔓延。???? 2011年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运动提醒我们，就业问题是影响社会秩序的关键问题之一，不能掉以轻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一批美国政治家呼吁把发展实体经济摆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2011年下半年，克林顿出版了《回到工作》（Back to Work）一书，呼吁美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只有这样，人民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从2009年开始，奥巴马采取措施对中小企业减税，吸引美国在海外的企业返回本国创业，扩大国内就业，缓解国内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

　　2012年，我国要努力实现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良性互动。要采取措施在加速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移的同时，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产业转移，消除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资本外流和就业岗位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要继续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顺应青年的正确选择，支持青年就业的新的价值取向和就业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必然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对就业人员的需求，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有可能进入公共领域。社会服务领域需要的大多是一对一的服务，劳动密集型特点明显，有关部门需要对这个问题有全新的认识，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给予支持。

　　加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力度，在利益关系调整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各方面数据看，2011年财政收入增长了24.8％，居民收入增长了14.1％，在扣除家庭支出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实际增长8.4％，并没有实现与GDP同步增长的预期目标，这个问题在社会上一度引起热议，有人甚至对“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两个同步”增长目标表示担忧。与此同时，人们关注的垄断行业工资畸高、福利过好的问题仍然是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房价地价引发的财政金融风险波及许多地区及其居民，2012年最大的经济风险可能来自房地产，其社会风险也不能轻视。借鉴历史经验，越是在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时，越要把收入分配问题摆在突出位置。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的“福利政策通过提供反周期性萧条的强有力财政刺激，缓解了经济萧条周期的严重后果。换言之，当经济衰退时，福利政策有其强有力的反贫困效果”。罗斯福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另外，根据国务院的部署，2012年我国将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落实国务院的部署，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财政体制。如何解决中西部贫困地区地方财政筹资难的问题也是制约新农保制度推行的一大瓶颈，凡此种种，都要统筹考虑。

　　要在收入分配体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2012年有大量工作要做。一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目标。为此，要下决心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对部分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措施，继续规范大型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努力使提高中低收入者工资水平方案长期化和规范化。努力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生活待遇，使其成为城市消费的新生力量和扩大内需的主力军。二是积极推进税收体制改革。使税收政策有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包括加强服务业的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型的改革，减轻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成本，减轻微小企业税负，继续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从顶层设计考虑遗产税、房产税等新税种的试点和全面推广，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收入所得税。三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将有限的国有资产尤其是国有资产的增量部分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配置到社会发展领域，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四是中央和地方统一集中财力补贴扩大新农保的覆盖范围。提高新农保财政补助政策的执行力，各级财政应将新农保补助资金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项重点加以保证。五是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同步考虑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需求，要研究这个问题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责任划分和财力分配的合理机制。要充分认识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成为一句空话。六是针对老百姓敏感的食品价格问题，加大对受物价影响比较大的群体补贴力度，确保其收入增速能超过GDP和CPI，要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切实减轻困难群体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最直接、最现实生活方面的负担。

　　适应城镇化和人口结构的新情况新变化，在实现流动人口安居乐业和老龄人口安度晚年问题上找到更多切合实际的办法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突破总人口的50%，城镇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让农民在城镇安定下来，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环境和发展手段，这是2012年创新社会管理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要看到，城市化每年以1%的速度提升潜伏着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当在城市里的农民长期不能得到合理安置，他们的吃饭成了问题，再加上他们的土地被城市剥夺，他们就会对城市抱有敌意，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会趋于恶化，城市社会秩序混乱也是城镇户籍居民不愿看到的，也是难以长期容忍的。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态度都不能忽视。2011年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部署过程中，老龄化被提到重要位置。环顾现实生活，空巢家庭、失智失能老龄人口的生活不仅给老年人带来痛苦，也困扰着年轻一代，甚至整个社会。大量失能老人自理困难，正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高龄化已造成全国上千万失能失智自理困难的老年人，一般估计在2000万-3000万人之间。一些地区的失能老人生活艰难、悲惨。2012年，我国亟需在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中考虑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率先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在欠发达地区增加和提高护理津贴，以发展长期护理为核心来全方位布局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

　　面对城镇化和老龄化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2012年，一是要把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摆在重要位置，制定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防止过快地出现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更要防止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群体事件和流血事件，尤其要避免土地和拆迁问题成为更大社会事件的导火索。二是尽快采取措施将长期拖家带口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人群安置下来。应把在他们视同常住人口对待，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规划。三是积极谋划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以长期护理为核心，建设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加大长期护理培训力度。以试点护理保险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要把社会保险险种做宽，把护理保险考虑进去。

　　在各项政策基础上，把事业单位改革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事业单位改革是继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加快政府转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意义重大。2011年国务院已经对事业单位改革的中长期发展及其目标做出了具体规划，并就实施措施作了详细规定。2012年要把落实这些改革措施摆在重要位置。要看到，事业单位改革面临诸多问题。首先，在我国政府投资体制中，公共服务投资在设备、设施和人员配置是分属不同部门的。一些部门只负责设施投资，而不负责设备和人头费用的投入；另外一些部门则负责设备和人员的费用，而不负责设施投资，部门之间在项目建设中缺乏衔接。其结果是，在投资规划和计划制定过程中，往往出现设施投资到位，设施建成，而设备和人头费用不能及时配备，造成固定资产投资闲置，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现实的消费供给，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其次，人员编制问题一直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分割开来的，长期得不到重视，这是我国人力资源布局中的短板。这里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管理部门的认识问题，也有编制管理部门的认识问题。二者都认为人员编制更多是一个行政管理问题。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2012年，要在事业单位改革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一是处理好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政府转变职能的关系，把事业单位改革与国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事业单位改革和编制体制机制建设需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扩大国内需求不仅要扩大投入规模，更要考虑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以及和社会组织之间要形成一个有机的协同机制，通过完善体制和机制，使扩大投资需求真正落实到实处，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从事这类服务的工作人员在数量、规模、素质上的均等。在公共服务体系供给过程中，应以人为本要考虑服务于这个体系的人员的收入、待遇、发展等因素。要着手研究人力资源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量的一揽子方案，并分类实施。对于基层公务人员，要着力考虑他们的收入、福利待遇、职业培训和职业前景，使其在日常收入的待遇上不亚于大都市和更高层次就业的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国外相当于政府雇员）。可以实施绩效工资或其它形式，在其待遇、收入上略高于基层公务人员。对于在基层从事公共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除了对其组织给予积极政策外，允许在获得的捐款中加大人工费用支出，用于他们的工资福利。四是不论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对于公营部门的投入，还是对于非营利部门的投入，以及社会的其它投入，诸如企业或个人捐款等，都要把人工费用作为重要的项目支出，并扩大这一支出的规模和比例，确保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运行。

　　不断增强社会管理能力，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已经摆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面前，2012年，有三个问题需要给予高度重视，这就是，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能力，提高各类社会管理主体妥善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以及政府战略性社会管理能力。如何从上述三个角度入手来推动沟通与融合以扩展社会管理或社会管理领域，而不是把社会管理仅仅局限于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对于提升当代社会管理水平至关重要，它意味着社会管理格局要从当前如何发挥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的作用以及他们自身的建设，进一步延伸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也就是进到公众参与层面。

　　2012年，提高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在社会管理问题上的领导力，一是必须建立统筹解决社会问题的体制机制，这是应对各种冲击的根本办法。要把保障信息透明化、准确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信息透明化是制止谣言，稳定民心，预防社会问题扩大的关键手段之一。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势不确定性增大情况下，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二是就应对社会问题来说，恐怕仅仅依靠政府自身的处置体系很难完全应对所有可能潜在的社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问题介入体制机制。广东通过第三方介入村民与村干部因利益等问题引发的纠纷的尝试值得鼓励。要正确理解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稳定的手段，通过建立科学的社会问题处置机制来实现社会秩序和避免社会失序，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实现上述目标，要进一步完善社会问题处置的法律法规体系。三是完善社会影响评估管理体制。相应的投资和社会法规中应当增加相应条款，诸如工程、项目、政策和规划，要开展社会影响评估。建立健全与社会影响评估相关的法规和条例。

　　创新社会体制，改善民生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

　　民生是一个意义广泛的概念。中国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包含了土地制度、收入分配（节制资本、均平）、社会福利（济贫、安老怀少）、生活品质（养民）、社会救助（救助工农）等等。“实现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民生问题作为中华民族的百年话题，在当代尤为重要。

　　学习中山先生的思想，当前要解决好民生问题，不能就民生而论民生，需要把民生问题放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中进行分析，充分考虑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对于改善民生的各自的重要意义，正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以改革为突破口，在发展政策中充分考虑结构调整、扩大就业、生活方式转变、理念、收入分配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力争使2012年的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上一个新台阶，达到一个新水平。（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转自：理论网2012年3月20日，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编辑：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