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长钺：留一帧举世无双订婚照
余长钺故居位于于福清市阳下街道阳下村，坐东北朝西南，1917年先建二进六扇新屋，1920年再建一进六扇新屋，1921年两落完工。由门楼、天井及东西厢房，一进主座、中天井及东西厢房，二进主座、后天井、东西厢房及四周围墙组成。
【图1：位于福清市阳下街道阳下村的余长钺故居】
豪宅常常能给人以惊奇，却不一定能给人发自内心的感动，而眼前这座古厝豪宅里发生的故事，却能让人激动不已。
一个有着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为革命倾尽福清老家的积蓄，并将家族在海外的艰辛积累一次又一次挤出；一个长相颇似电影明星金焰那样的俊朗帅哥，为了信仰宁愿任敌人酷刑将自己拷打到皮开肉绽、血肉模湖，最后笑着从容赴死。
少年英雄，14岁加入共产党
1918年10月18日，余长钺生于福清市阳下街道阳下村一个华侨富商之家，13岁入团，14岁入党。1932年7月，福清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福清特支成立，15岁的他成为特支委员并兼团县委书记。1934年1月，福清历史上第一个县委——中共福清县委正式成立，15岁零3个月的他担任县委委员并兼团县委书记；1934年8月，福清历史上第一个中心县委成立，还差两个月才16岁生日的他担任中心县委委员，参与统一领导福清、闽侯、长乐、平潭、永泰等县的革命斗争；1935年5月，中共闽中特委成立，16岁半的他被选为特委委员兼青年部长。
【图2：余长钺】
余长钺参与领导并直接参加了南西亭暴动，参与谋划和组织了北西亭暴动，只是因敌人侦知未如期执行。南西亭暴动时，他还从家里拿出红色布料，请三姐余惠忠缝制了十几个红袖章和两面红旗，参加南西亭暴动时用。这架缝纫机是当年余长钺父亲从南洋带回来的，至今仍保存在福清北亭余惠忠家中，余惠忠活到103岁，临终前还叮嘱儿子要记得常擦擦缝纫机、加点油，她对这架缝糿机用情，寄托着对弟弟无尽的爱。
【图3：缝制南西亭暴动队伍红旗和红袖章的缝纫机保存至今】
1934年6月28日至7月1日，南西亭暴动持续三天，随后敌人四处缉捕参加南西亭暴动者，风声日紧，余长钺于8月下旬隐蔽在音西马山舅舅家。当时，他身患重病，经常咯血，周身长满疥疮，身体虚弱，遇有险情还要抱病转移。二姐余长彬心疼弟弟，就劝说道：“我们家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很好，你为何还要去做那种叫全家人为你担惊受怕的事情？！”姐姐流着泪告诉弟弟：“我好几次晚上做梦你被抓了，被打得全身是血，我吓得醒过来，大哭一场 。”说着，止不住嚎啕大哭。余长钺抱着姐姐，直说对不起，“我让一家人都为我提心吊胆，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但让我停下为天下穷人谋永福的工作，我生不如死。”
外面要抓捕余长钺的风声越来越紧，马山离县城太近。家里人担心出意外，就将病中的余长钺用竹兜抬到长乐罗联乡的东林村亲戚家养病。
【图4:阳下余长钺卧室】
为筹革命经费 17岁下南洋“经商”
余长钺在长乐养病数月，身体还未痊愈就出去工作。1935年初，他曾多次秘密返回福清，参加在西区掌溪召开的党组织会议。父亲再三写信劝他到印尼学做生意，因为革命工作在身，他就是不肯去印尼。
1935年福清春荒严重，游击队生存与斗争都需要钱，地下党筹措革命经费越来越难。患病前，余长钺已将家里能找到、能要到的钱都拿去做了党的工作经费，再筹钱已非常困难。
就在这时，余父担心儿子在福清再做冒险的事，再次恳求儿子出国经商，一想到出国可以从家里生意中筹到钱，余长钺就答应随父下南洋，到印尼家里一家布店做生意。他常趁哥哥不注意时把卖布的钱留一些下来，凑到差不多时就寄回国内，给组织上做工作经费。有时遇到穷人来买布，他觉得共产党是为天下人过上好日子服务的，有意少收布钱或索性一分钱也不要。月底盘点，父亲和哥哥总觉得奇怪，生意兴隆，布也卖得很多，但就是亏损。注意观察了一段，才知原委。
【图5：余长钺哥哥】
在余家采访时，听他一个堂侄说：“我爸爸说，他们几个兄弟商量后，决定不让余长钺帮着经营布店，让他负责给百货公司运货，结果有一次他把一卡车货直接拿到外面卖掉，钱寄给了在福清干革命的战友，我父亲和几个兄弟商量后，对长铖爸爸说：‘我们兄弟合伙的生意还是不要让长铖做了，免得大家都做倒了。”父亲也担心，继续让余长钺在印尼学做生意，家业会被他掏空。7月初的一天，父亲拿出六百大洋，对余长钺说：“如果你回去不再做你的共产党了，我这600块大洋给你，你到上海读书吧！”余长钺一想到这600块大洋可以做组织的工作经费，就一口答应。
组建义勇军 结下一生唯一女友
1935年7月，余长钺考入上海的中国医学院，并迅速与共青团江苏省委联系上，开始在上海做学运工作。工作中，他认识了广东汕头市进步青年李平和他的堂姐李若兰。
李若兰是富家千金，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从小受到新式教育。1936年农历二月，刚刚过了19岁生日的李若兰，因为不满包办婚姻，带着家里给她作为嫁妆的一盒27件金首饰，跟着堂弟李平悄悄地离开广东汕头老家，来到上海。姐弟俩租住到吕班路的一个亭子间里，李平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李若兰插班进入上海一所女子中学读初三。
1936年6月，著名的“两广事变”爆发，公开打出“抗日救国”旗帜，并联合反蒋。恰逢此时，共青团临时江苏省委所属学委,根据党中央发布的《八一宣言》精神,在青年学生和失学失业青年中宣传抗日，开展抗日活动，并在期间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由此组建了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余长钺是重要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他奔走宣传，并组织了一批学生加入义勇军。其中就有李平与李若兰，余长钺还是李若兰、李平的领导人。
余长钺与李家姐弟关系很好，与李若兰关系十分密切，但因余长钺始终抱定“革命不胜利不结婚”决心，两人并未发展成为真正的恋人。但李若兰无疑是余长钺短暂的一生中唯一结识的女友。
为党筹措经费 18岁拍下特殊订婚照
刚到上海时，父兄觉得余长钺脱离了福清干革命的战友，安下心来读书了，所以余长钺要钱，父兄都是有求必应。
当时，为筹措革命经费，余长钺多次以各种借口向福清家中、向印尼父兄要钱，而且越要越多，用阳下余家人的话说“能想起的要钱理由都用过了”。因此，家里开始怀疑他又像在福清一样拿钱去闹革命了，寄钱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求必应了。
李若兰也是为了党的事业舍得付出一切的热血青年。此时，她不但加入了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还参加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剧团，深入街头、学校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当时，他们开展宣传工作活动经费也十分困难，李若兰也开始卖自己带到上海的27件首饰。余长钺几次想张口向李若兰借钱，但看到李若兰首饰盒里的首饰越来越少，他实在张不开嘴。
余长钺想了许多办法，还是筹不到钱，只好硬着头皮叫父母寄钱。后来，他父母听上海亲朋好友说余长钺所谓用钱多是花在其他开支上，便越来越警觉。父亲又寄来了一笔款子，并郑重相告：“你再不好好读书，有钱乱花，这次是我最后一次寄钱给你了。”余长钺向亲人要不到钱了，组织义勇军又需要钱，只好向李若兰借钱，李若兰将剩下的几件首饰，一件件全部卖掉，把钱交给了余长钺。
【图6：余长钺与李若兰的特殊订婚照】
有一天，余长钺突然对李若兰说：“我们一起去拍一张合影好吗？”李若兰觉得莫名其妙，就说：“我们都没钱了，你还去照什么相？”余长钺笑着说：“就是因为没钱了，我们要筹钱才去照相。”原来，余长钺想用假订婚照再去父母哪里“骗”点钱。两人立即上街拍了一张合影，作为假订婚照，准备寄回家。李若兰毕竟年长一岁，心细的她说：“索性要装就装更像一点，我把刚织好那件红色毛线衣寄给你三姐。”余长钺还在信中说，红毛线衣是李若兰一针一针织的，是送给三姐的礼物。果然，家里收到订婚照和红毛衣，都很高兴，相信了余长钺花钱大是因为谈了位有钱的小姐。三姐余惠忠不但将自己的私房钱全部寄给弟弟，还一个劲地劝父母多寄些钱到上海，说：这姑娘也是大家闺秀，出身豪门，我们太小气了会让人家看不起。家里又给余长钺寄来了一大笔钱，解决了他干革命的经费问题。
【图7：一次次拿出自己私房钱和娘家陪嫁资助儿子革命的余长钺母亲】
香港奉命作别 一个回福州一个去厦门
在“两广事变”爆发后，共青团江苏临时省委指派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作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南下先遣团政委，率团南下，李若兰和余长钺等38人为先遣团团员，于1936年8月下旬从上海启程南下。
因为“两广事件”很快平息，余长钺等在香港与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联系上，余长钺还写信约黄孝敏也到香港。10月，黄孝敏抵达香港向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汇报了闽中革命斗争情况。至此，与上级组织中断两年多的闽中党组织又接上了关系。1936年11月，余长钺受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派遣回闽工作。
李若兰奉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派遣赴厦门工作。分别时他俩心里都清楚，在腥风血雨中的告别，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彼此都没说再见。
余长钺与黄孝敏一起自香港返回闽中后，给特委带来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喜讯，以及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2月，时任中共闽中特委委员兼青年部长的余长钺回到福清，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会并兼任书记。
叛徒出卖被捕 19岁从容就义
回到福清二个多月后，余长钺因叛徒出卖被捕。四个月后，从容就义，年仅19岁。
《福清革命史》对此有浓墨重彩记载：
1937年2月16日，中共闽中特委决定在莆田县城郊老基点村四亭开会，研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王于洁事前叫特委交通员薛宝泉去福清带黄孝敏、余长钺到莆田开会。不料，薛宝泉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叛变，特意先把黄、余二人带到梧塘镇洪度村自己家里住下，然后向王于洁建议把开会地点更改在他家中。当晚，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被带到薛宝泉妻弟家投宿，结果被埋伏的宪兵抓捕。接着，叛徒又带国民党便衣到福清诱捕了特委委员、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5位闽中党组织的杰出领导人，被关押在福州宪兵团部监狱里。
在狱中，5位领导人表现得无比坚强。他们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心，不为严刑拷打所屈服，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叛徒魏耿到狱中劝降时，未开口即被痛打一顿。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常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反动派对其无可奈何，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福州西门外鸡角衙刑场把他们杀害了。就义那天，他们从容地走出牢房，敌人用5部人力车将他们解赴刑场，他们沿途不断高呼革命口号，浩气如虹，直冲霄汉。
那一天是1937年6月23日，余长钺还不到19岁。
余家寻儿媳 老战友20多年未忘重托
余长钺牺牲了，但余家人没有忘记他那位美丽的妻子。新中国成立后，余长钺在老家的三姐余惠忠将弟弟寄回来的那张订婚照翻拍、洗印了数十张，送给每一位在外地工作的福清籍老干部，请求帮助查找李若兰的下落，余家人想寻回这个儿媳妇，好好疼爱。
余长钺当年的战友从没有忘记烈士亲人的嘱托。曾经与余长钺在福建和上海并肩战斗过的福清老乡马飞海就是其中一位。
1986年5月8日，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史料征集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嘉宾报到时，时任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马飞海，在出席会议名单上看见李青彬的名字后面特别标出又名李若兰。马飞海立即想起了余长钺，想起了余长钺姐姐的重托。他走到李若兰面前说：“你不像当年照片上的李若兰。”李若兰听后觉得奇怪，问：“你有我当年的照片？”马飞海说：“当然有。”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四寸大的双人照给李若兰看，李若兰一看，顿时泪如泉涌，哽咽着说：“这是小余呀，他现在在哪里？”当马飞海告诉她余长钺已牺牲49年了，她顿时怔住了，只有泪水不断涌出，哆嗦着说：“怪不得，他一直没有再找过我。”
李若兰问：“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马飞海反问：“你还记得长铖同志有个姐姐叫余惠忠吗？”
李若兰点点头，说：“我记得呀，她是小余的三姐，当时我还把亲手织的一件红毛衣，让小余寄给他三姐。”
马飞海将余惠忠在弟弟牺牲后找了李若兰半个世纪的故事，原原本本说出，听得李若兰止不住再次痛哭起来。
她想起了香港，那是孙大光介绍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也是她与余长钺分手的地方。当时，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让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南下先遣团中祖籍南方的同志回南方工作。余长钺回福州，李若兰则到了厦门，到中国妇女慰劳前方将士总会厦门分会工作并迅速成为骨干，还参加了慰劳工作团，接受中共厦门工委的领导。1938年5月10日厦门沦陷，李若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急赴香港寻找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此时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机关已经搬迁，新址李若兰又打听不到，只好暂时隐蔽在香港难童学校教书，一边利用课堂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
李若兰赴福清 凭吊订婚照上的恋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若兰回汕头老家教书。因为在厦门、香港与组织失去联系，加上她后来结婚的丈夫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军政部的上校军官，因此在“极左”年代两人都曾长期蒙冤，丈夫入狱，她则被划为“右派”送到农场劳动。1979年李若兰平反，1984年她丈夫平反。在艰难的岁月里，与余长钺纯真和美好的感情，也是支撑着她战胜困难的力量。
正是在1986年那次座谈会之后，李若兰决定去福清，去凭吊当年的挚友、曾经名义上的未婚夫。
【图8：李若兰送给余长钺家人的自己晚年照，余家人珍藏至今】
或许是亲人有感应。1986年5月16日，李若兰在众多来迎接她的福清余家亲友中，一眼就认出了从未谋面的余惠忠，她扑上前去，哭着喊道：“三姐，我来了。”陪她一起来的是她的儿子，她把儿子拉到余惠忠面前，说：“我的儿子和新中国千千万万的后来人都是小余的后代。”余惠忠很感动，她说：“有你这句话，我弟弟死可瞑目了。”李若兰的儿子也上前亲热地叫余惠忠“姑妈”。那一天，福清的领导来了，全村的乡亲都来了，他们没有把李若兰母子当成客人，而是当成了自家人。
李若兰清楚，因为当年曾和余长钺有过那么一张“订婚照”，所以福清人认她是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