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阳八扇厝：父子两代与“密使一号”并肩作战（上）

1951年何遂夫妇与儿女在上海留影。何遂（坐者右）、夫人陈坤立（坐者左），环立者从左至右依次为何嘉（长女）、何世平（次子）、何世庸（长子）、何康（三子）、何达（四子）。

随着《潜伏》等一批谍战剧的热播，1950年6月10日牺牲在台湾的中共潜伏者“密使一号”、台湾地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为人们所熟悉。关于吴石何时开始为共产党工作的？是谁策反了吴石？众说纷纭。而曾与吴石并肩为党工作的何遂父子两代，却一直缄口不语，直到2007年作为亲历者之一、何遂三子何康才正式讲述往事。吴石第一次与中共情报战线领导人见面，是何遂、何康父子俩作陪，上海愚园路俭德坊二号何家花园洋房是吴石与中共的联络点，香港何遂亲家李朗如豪宅是吴石在香港与中共的联络点，何遂三子何康、长女何嘉先后是吴石与中共的联络人。

密战英雄 讲述吴石革命引路人

张执——（1911——1983），湖北汉阳人，192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从事党的情报与统战工作。抗战时期，曾在湖北任中共地委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和襄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等。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军运工作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团结文化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中也卓有成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

1981年全国政协编的第五期《革命史资料》中，收录了张执一写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文中写到了何遂与吴石：“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

1918年 何遂与吴石相识

吴石（1894-1950），福州螺洲人，1911年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1913年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年底以同届八百学子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参与驱逐时任福建省督军兼省长的直系军阀李厚基，正是在此斗争中与何遂相识。吴石在自传中曾有记载：此时结识了“归自欧洲的何叙甫”。何遂，字叙甫，是北京政府派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武官。1918年，何遂自欧洲回国后，被孙中山创立的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何遂与吴石在暗杀李厚基行动中相识。在“杀李”失败后，两人相伴离闽北上。

1920年，何遂经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同学孙岳引荐进入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发动的“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政府，随即冯、孙、胡部队组成国民军，何遂任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上任后，他请吴石出任第四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国民军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系军阀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南方誓师北伐，生于福州的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老乡吴石为作战科科长。1927年，吴石回闽任福建省政府军事厅参谋处处长。

1929年吴石赴日留学，1934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次年回国，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教官。何遂此时与之来往甚密，用何康的话说“已成莫逆之交”。

遵叶帅命 介绍吴石认识周恩来

1937年5、6月间，周恩来带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南京，何遂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尤与叶剑英交谈甚多。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叶剑英多次向何遂提出，希望能多介绍一些国民党政军二界朋友给他们，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何遂深谙其意，便把吴石和立法委员张维翰、缪秋杰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中共中央代表。相谈中，吴石对日军入侵的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等主张明确表示认同并高度评价，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战时中心，吴石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1938年8月，军令部第二厅在武汉珞珈山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由吴石主持。他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中共党员、何遂长子何世庸以国民革命军第20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身份，也参加了这个训练班。

在这之后，吴石相继担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第四战区参谋长，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战役作战计划，参与了收复昆仑关战役，取得了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继而又取得桂南会战胜利。

吴石任职的第四战区司令部在广西柳州。此时何遂在广西桂林，先后就任桂林行营总顾问、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戎马倥偬间两人偶有见面。何遂三子、中共党员何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位于柳州的广西农学院学生，1944年日寇攻陷桂柳前，吴石紧急安排何康和他的弟弟、妹妹及同学撤离。当时，何遂长子何世庸也在广西做党的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国家盐务总局桂东盐务办事处处长。桂林失陷前，他接到董必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向桂东转移”的指示，特地去请教吴石应向桂东何处转移，吴石为老友之子详尽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局势，指出桂东三角地带日军兵力暂难顾及，是相对安全稳定之地。何世庸十分认同吴石的分析，果断利用控制的五万担存盐（当时每担盐的价格为一两黄金，五万担存盐即五万两黄金），支持桂东保卫战。

上海何宅 中共与吴石联络密点

抗战胜利，何遂、吴石先后回到南京。何遂依旧任立法院军事委员长、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两人交往更加密切，常常彻夜深谈。

吴石军事素养高，抗战时又一直战斗在前线，但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刘峙之类无能败将，一直未给吴石以军队实权，吴石对此深为不满。回到南京后，面对接受大员的胡作非为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吴石失望、痛苦，日甚一日，甚至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感叹。与之同时，何遂在内战爆发后，对蒋介石彻底绝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他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两位至交，彼此坦陈心志，吴石深知何遂与中共相交甚久，直接提出希望通过老友和共产党方面代表建立直接接触。

此时，何遂的三个共产党员儿子都相继奉命到了上海，归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三子何康公开身份是上海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的公开业务是做西药、货运等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一个核心的经济机构。当时，上海局的书记是中共情报战线老将刘晓，副书记刘长胜是中共城市工作老将，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领导则是我党统战、情报战线的老将张执一。

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何遂、何康父子在座，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上海愚园路俭德坊二号，是一幢有高围墙院落的三层花园洋房，相对僻静，隐蔽性较好，何遂夫妇与何康一家住在这里。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长的何遂，朋友多，交友广，在当时国民政府高层是有名的，也正因这层保护关系，俭德坊二号何家成了中共与吴石的联络点，每次张执一要见吴石，即先与何康联系，何康再与吴石联络，定好见面时间后通知张执一。吴石有事需要急见张执一，也是何康穿针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