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福清水产养殖业注重食品安全

　　“混水”养鱼报道 ，导致巨额损失
　　在从事了14年的鳗鱼养殖后，张修国（音译）上周考虑歇业。
　　张修国，44岁，说：自去年七月境外媒体对中国食品安全大肆炒作以来，沿海福建省福清县的水产品出口就陷入了困境。该县的鳗鱼出口额在2006年达五千三百八十三万美元。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导让这一行业雪上加霜，福清市鳗鱼协会会长刘明龙（音译）说。
　　12月15日， 该报以2400字的篇幅，配以中文翻译，图文并茂地指责中国 “在毒水中养鱼”，并声称此报道建立在对福清的实地采访基础上。
　　“为确保鱼的成活，渔民在鱼饲料中混入非法兽药和杀虫剂导致水产品毒性、致癌性药物残留。”该报道称。
养鳗户，其中也包括张修国，阅读了此报道的中文版，认为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 　　"鳗鱼养殖的主要污染物是氮、磷和粪便，这是自然存在的。” 福清市环保局的副科长谢赫杰（音译）解释说， " 当您有众多水产养殖场时，对水质的环境要求势必会增高。”
　　"但所有这些污染物可自然降解。在这种状况下，我不会说，水就成为了'有毒' 的。”
　　自2003年以来，严格的法规让药物使用成为非法，张补充说。 成立于2006年的福清鳗鱼协会主要负责购买及交付批准的药品。 全县年鳗鱼产量占全国鳗鱼总产量的30%。
"谁使用非法药品必将亏本。普通的养鱼户既不愿意也无处去购买这些药品 。"当地海洋渔业局副局长陈仁平说。
　　中国最大的渔业监督部门持相同意见。
　　"我们已对水产养殖环境及水产品质量进行了严厉的监管。绝大多数水产品已通过安全标准，消费者可放心食用。”农业部下属的渔业局官员丁小明（音译）对《中国日报 》说。
　　丁说，一些媒体的报道是"不负责任且误导公众的" 。
　　"鱼不能在毒水中养殖，这是常识。 因为繁育和生长依赖于良好的条件，包括水源、水质、水深及周边环境。” 丁说。
　　政府已对渔业水质实行四项法规，关闭不符合水质标准的池塘，并禁止在受污染地区捕鱼。
　　农业部对养鱼投放，包括药品的使用实行严密监督，并对药物残留实行严格控制。
　　在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已设立检验中心，监督水产品质量，丁说。
　　去年，农业部展开药物残留专项检查，覆盖20个主要渔业省及直辖市。
　　连续四年以来， 97 ％以上的水产品在抽样测试中达标。
　　丁表示，从农业部及国家最大的食品及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数据看来，至少有95 ％的中国水产品质量达到安全标准，98 ％的出口鱼类通过了检查。
　　不过，丁也承认在一些地区存在水污染，一些养殖户受利益驱使，在养殖中过度使用药品或使用禁药。
　　"我们要花些时间来纠正他们的行为，"丁说。 "但我们反对任何不负责任和歪曲性的报道误导公众" 。
　　农业部的数据表明，去年头11个月全国水产品出口量和出口额是自1999年以来同期增长率最低的。 "看看我们，我们没做错任何事-但谁来承担全部损失？" 张问道。

　　不实之词陷养鳗户于困境

　　张修国（音译）感到无奈。“我真的不甘愿啊！”他边说边在空中挥了挥手，瞪着那扇紧闭的门。在这扇门外有70个室内鱼塘，是修国五兄弟倾其所有投资的。鱼池是他们农场的一部分，上百万尾鳗鱼生长在这18多亩（1.2公顷）的鱼池中，养鳗的是从十口约百米深的井里取出的水。 在附近的排污池里，鳗鱼的粪便经有机降解后流入大海。
　　日本是张家每条鳗鱼的最终目的地。福清市其它的鳗鱼亦如此，当然它们要在当地的烤鳗场先加工。但是，自2007年7月北京的“纸箱馅包子”的恶意炒作事件以来，福清鳗鱼的出口订单（包括张氏兄弟的）就中断了。
　　在那个月，张家五兄弟合并了鱼塘以应对危机， 但无济于事。事实上，形势是每况愈下。修国考虑过放弃。但怎么能呢？“我们投入太多，投资时间太长，不能放弃了。我们五兄弟从其他十个家庭中借了款，你算算看这笔账。”
　　“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这些鳗鱼决定着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会拿鳗鱼的质量来冒这个险？”在这个120万人口的县级市里，这样的担心并不少见。在这儿，养鳗户、政府官员和行业协会都在不顾一切地为拯救这个行业而努力着，以应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所招致的毁灭性的后果及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
　　沿海城市福清市自明代（1368-1644）起就获得了“侨乡”的美誉，或“移民者的家乡”。但是在过去的20年间，她更以鳗鱼高产而著称。杨宗龙于1987年创办了全国首家养鳗场，养殖日本鳗。在留日期间，他意识到鳗鱼在日本人餐桌上的分量，学成归国后，他冒险加入了此行业。在福清，许多人都竞相效仿。时至今日，福清市的鳗鱼产量已占全国产量的三成以上。
　　然而，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2003年以前，我们用药很频繁，”50岁的渔溪镇书田村20亩养鳗场的大股东刘后均（音译）告诉我们。在1996年回国设厂以前，他和弟弟刘后彬（音译）在日本学习了养鳗技术。
　　2003年以来，政府颁布的严格法令使非法用药无路可寻。现在只有从福清养鳗协会购买的渔药才能使用。很不幸，在非法用药这些谣言销声匿迹前，也传来了同样毫无根据的指控—水污染。
　　《纽约时报》12月15日的一篇报道声称在福清，由于养殖场数量的增多，养鳗场的水质变成“有毒”的。养鳗户将非法的化学药品及杀虫剂混入鱼饲料中，污染了水质并危胁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当水过度污染时，养鳗户只是搬迁到其它地方-三明等内陆城市，又重新开始这种恶性循环。
　　福清养鳗户大多集中在西部的渔溪和上迳镇，养鳗的水源来自于水井和一些小型水库。“鳗鱼对水质要求是很高的，”，工作在一线的农业监察员庄政（音译）说， “而且水绝不会因为该地区养鳗场数量过多而变成‘有毒的’。”
　　在张修国看来，他家鱼池里95% 的鳗种都是欧洲鳗的事实足以证明水质的安全可靠。“你需要最优质的水来养欧洲鳗，”他说。刘后彬表示赞同, “ 能在这水里养欧洲鳗，你能说我们的水是差的吗？”
　　后彬说养鳗实非易事。“技术是关键。养鳗的水必须是在28°C恒温的水中，上下不能超过0.5°C。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和我的兄弟在夜间轮流查水温。想想我们付出的时间之长，投入的精力之多，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鳗鱼。”
　　对于一生靠水井生活的刘家来说，水质从来就不是问题。他们甚至更愿意用井水泡茶，就像张家兄弟一样。他所在的柳促村（音译）曾是海滩，用这儿稍带咸味的地下水养出的鳗鱼更美味。
　　在渔溪和上迳镇以北的步履山，将福清大多数的养鳗场和当地的主要水源--龙江分割开来。《纽约时报》的报道声称“龙江流域的水质因造纸厂及屠宰场倾倒垃圾而恶化。” 被该报道指控为“甚至不适合和人体接触”的东张水库是福清最大的水库，位于龙江上游。成千上万人在东张镇繁衍生息了数个世纪。
　　“水匮乏在福清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便是今天，我市的人均水资源也不到我国中、东部地区人均量的一半，” 福清市环保局副局长谢赫杰（音译）说，“水库建于1958年，用于调节供水。即使今天，国家环保总局的监测结果显示， 和全国湖泊平均的中度富营养化比起来，这个年代久远的水库也只是轻度富氧化。”
　　东张水库主任陈天赐说，自1999年的排污行动以来，水库的水就没问题了。水质介于三、四类水之间。但必须指出，2005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实施了新的监控体系，即根据最差的测试结果来决定水库的水质。我们的大多数指数都是一类，但少数几项指数，如氮和磷含量，在三、四类之间。”
　　“在2007年3月5日进行了一次测试，那时水库水位最低，死亡的藻类浮游于水面，确实查出氮含量在4级以下。但在治理之后，不论是饮用或养鱼，我们的水是绝对没问题的。”他说。
　　“环保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两年前从湖南退休后被返聘为东张水库总工程师的江晖龙（音译）说， “我们的老婆孩子都喝一样的水， 我们能不重视吗？”
　　东张镇居民包括54岁的农民周远贵（音译）为水库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当东张镇为修建水库实行大规模搬迁时，周才三岁。75% 的居民迁居外地。周家先是搬到省会城市福州，但很快他们又搬回东张镇三星村， 希望在这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周远贵说：“政府禁止人们在这个区域进行任何工业行为，所以我开始养猪。但在2004年，为更好地保护水源，市里下令拆除所有的养猪场。我的养猪场到2006年11月也不得不拆了，政府给了我46，800元（6415美元）补偿款。”
　　福清在2006-2007年间共拆除了472家养猪场，周远贵的猪场只是其中之一。政府为此花费了6千6百万元（9百万美元）。 “养猪户刚开始很不高兴，”谢赫杰说，“但现在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了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
　　猪场的拆除让许多村民失业，这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打击。但政府深知与保护水资源相比，暂时的经济停滞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很多人外出寻找更好的营生。王金松（音译）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猪场于2006年12月被拆除。从他猪场原址开车只需15分钟，就可以到达最近的环保工程的施工地点——福清的第二家污水处理厂。在龙河边上，工人们正忙着接起长长的排污管。处理厂将在年内建成，届时，福清最后两家废纸浆造纸厂均将关闭。
　　“有人说我们位列美国2007年拒收中国进口水产品黑名单之首，仅11月，就被拒收43次，”福清国检局副局长陈辉（音译）说，“这些人是不是把拒收和扣留搞混了？”
　　“我们的记录显示，2007年共出口81批900吨鳗鱼到美国，另有5000吨出口日本，无一拒收；266批4000多吨对虾出口美国，只有一批拒收。 您能把美国海关“扣留”的货物说是拒收吗？”
　　去年是迄今为止福清鳗农们最难捱的一段时光。“只有很少的养鳗户能拿到银行贷款，因为日本鳗鱼市场的价格波动大，风险大，而农民又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以抵押，”福清鳗鱼协会会长刘明龙说。“再这样下去，整个行业就垮掉了，”协会副会长林春银（音译）说。
　　这对养鳗户来说将是怎样的致命打击？刘后均已买不起汽车了；张修国，他18岁的儿子可能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只能一辈子像他父亲一样当个养鳗户。
　　再过不到一个月，鱼苗就该投到池塘里了。但刘后均说：“没人会投，因为投苗需要资金，我们没钱了。”
　　没钱，没出口，也缺乏成熟的国内市场---鳗农们束手无策。就像张修国调侃的那样：“都到这时候了，我们干嘛还坚持养？为消费者做贡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