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不惜命的鲠臣余甸

余甸画像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四川江津县县衙门前集有数千县民向知县大人请愿，请求县官余甸释放被扣押的年羹尧派来催征钱粮的特使。余甸为了减轻百姓的额外负担，不惜官运前途和身家性命，扣押了横行不法的权臣年羹尧派来的爪牙，而县民们反而向父母官请求释放崔征钱粮的恶吏，这是为何？事情的来龙去脉得从余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起。

　　余甸，原名余祖训，子仲敏，号田生，福清县化北里玉石村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在等待吏部送派任职期间，应了福建巡抚张伯行的聘请，主持福州鳌峰书院。张伯行敬重余甸的人品才学，以宾师之礼相待，遇有不决的难事，都向余甸请教。余甸为报知遇之恩，都竭诚地为他谋划献策。因此，他们之间不仅是上司和下属关系，更是以诚相待的挚友。他们的友情在福州，一时传为佳话。[!--empirenews.page--]

　　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选调余甸为四川乡试主考官，他在主持考试中，拒绝请托，不受贿赂，发榜时，榜上有名的都是真才实学的名士。他因此深受四川各界士民的称颂，也因此很快被朝廷实授为四川江津县知县。接到任命时，许多好友却劝余甸不可受职，理由是，当年他主持鳌峰书院时，福州知府周某本有升迁机会，刚好逢遇父丧，按礼制应辞职回家守孝三年。但周某贪恋功名利禄，不愿离职，想请求巡抚张伯行出面向朝廷建议让周某“夺情”（由皇帝下旨特准留任守孝，不用辞职回乡守制）。张伯行不准所请，周某怀疑是余甸在张伯行面前说坏话，因此怀恨在心。此时，周某守制三年期满，出任四川重庆知府，而江津县乃重庆府辖县，周某刚好是余甸的顶头上司。对此，余甸坦然面对，何不畏惧，只带一个仆人，走马上任。他在职忠于职守，每天按时上堂理案，亲自接待和审理百姓投诉的各类案件。案情简单明了的，就当堂立决，从不拖拉。政务闲暇时，就召集当地读书人，和他们一起诵文说经，讲解性理，以孔孟之道教化当地士民。所征收的赋税，一一造册登记，直接纳入地方国库，丝毫不入私囊。他的勤政及廉明无私的作风，传颂四方，深受万民称颂，也感动了知府周某，从此他消除了因误解而积怨的心里，对余甸特别敬重，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自此融洽起来。

　　就在这时，担任四川巡抚之职的权臣年羹尧受命平定青海的叛乱。他乘机以“平叛”之名对四川各州县加派正额以外的赋税，中饱私囊。四川各级官吏明知年羹尧以权谋私，但畏惧他的权势。他的父亲年遐龄、长兄年希尧都是康熙皇帝倚重的宠臣。因此，各州县对年的加派征收钱粮，都惟命是从，只是苦了四川的百姓。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余甸挺身而出，顶住年的非法征赋行为，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empirenews.page--]

　　此前，年羹尧已三次行文到江津县，要求按他的指令加征，都被余甸置之不理。这次年羹尧特派亲信吏员，持年的亲笔手令，以为这样可以加大力度以震慑余甸，哪知余甸依然不为所动。年的特差到县衙，余甸闭门不见，从早晨等到中午，年的使者不耐烦了，大吵大闹。余甸一怒之下，传鼓升堂，下令衙役把年的公差押上堂来，可是衙役们面面相觑，不敢动手。余甸不得已亲自动手，把使者按到在地。这时县丞和主薄等吏员出面劝阻，说大人为民不惜一官，自是我等楷模。只是年大人乃以平叛之名加征，拒不从命，已是违抗上司，若再惩办公差，事情闹大了，非但无济于事，连大人的前程和身家性命，也会有不测之祸。余甸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连发六签，下令衙役对年的差役动刑。围观的县民见势不妙，大呼“大人不可”。其中有年老的县民数十人上到公堂，蔽护使者，并哀告说：“大人，你不惜丢了一官，这不难，但我等百姓自今以后就失去一个好的父母官的庇护，赤子无依呀，大人。”余甸被众县民的求告所感动，最后放了年羹尧的使者。但年的使者不肯离去，气势汹汹地向余甸要回年羹尧的亲笔手令。余甸毫不客气地对使者说：你可还报大人，我余甸在此闭门等待年大人向朝廷报请对我的处罚，但大人的文书，我已托人送交我的好友收存。言下之意，年羹尧违法额外加征的证据在我手里，看你敢把我怎么样？年的使者无可奈何，悻悻地离去。

　　江津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消息传到京城，震动朝廷。年羹尧听了使者的禀报后，无可奈何地说：“此民所戴也，斥之伤众心。不去，百城玩令。”意思是说，处分他，犯了众怒，不处分他，其他各州县都向他学习，那么加征的命令就无法执行。最后只好想法把余甸调离四川。刚好此时吏部要选调京官，年羹尧就把余甸推荐上去。经吏部考核后，余甸被任命为负责考核官吏的吏部考功司主事。主要是负责考核各级官吏政绩的主官。[!--empirenews.page--]

　　在考功司任职两年中，余甸忠于职守，事事亲自办理。不使奸吏押手以售其奸。考核官吏的文书档案锁头，他亲自收藏。在考核官员政绩时，有权贵和富豪行贿请托，他一律拒绝。当时的吏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汤右曾，为官还箕清廉刚正。但在行事有不当时，余甸依然与之争执，决不退让，时间一长，他们也开始讨厌余甸的执拗。余甸感觉到事事难办，就力求辞职。平日贪赃枉法的胥吏，听到余甸请求辞职的消息后，高兴地告诉行贿者说，请你们稍待数时，等余甸辞职离去后，你们的目的就可实现。余甸听到议论后，就把考核有劣迹的官员的档案材料开列出名单，捧到吏部尚书面前，说这十几个不能重用的官员，必须上奏皇上，不然的话，会被蒙蔽重用，贻误国家大政。吏部尚书张鹏翮答应他的要求后，余甸才把辞职报告给张鹏翮，离任回乡。

　　余甸回乡后，适逢父丧，在家守孝三年。三年服满，他依然守在父亲墓旁的草庐。这一行孝至笃的行为，传颂四方。特别在士子中传为佳话，他们说，余甸“为臣尽忠，为官爱民，为子行孝”，是一个至诚的正人君子。河道总督陈鹏年感叹说：当今世道，很难有豪杰之士和趋死不顾利害的人。侍郎方苞说，余甸就是这样为民不惜命的人。于是，陈鹏年向朝廷举荐，余甸被起用为山东济宁道道员。道员是布政使之下、知府之上的高级地方官。百姓一听到余甸来任职，平日有怨无处投诉的人，纷纷向他告状。此前巡抚和按察使审理不公而曲判的案件，被告不服又无处申诉者，这时听说余甸是明断是非的清官，就向他申诉。经审理后，余甸认为是巡抚和按察司判得不公，就向上司反复申列，必得纠正乃止。这样，就难免得罪许多上司和同僚。[!--empirenews.page--]

　　雍正元年（1723），陈鹏年卒，齐苏勒接任河道总督。平时被余甸所得罪的官吏，因有陈鹏年在，他们不敢动。陈鹏年一死，他们纷纷向齐苏勒诬告余甸“治河不力”。齐苏勒不明真相，就向朝廷弹劾余甸。济宁百姓闻知后议论纷纷，恰好此时齐苏勒坐船巡视河务至济宁，数万百姓手举供香，齐列河沿，要求齐苏勒上岸。当齐上岸后，百姓四方围拜，齐声高呼“还我余公”。齐苏勒见状大惊，就对众人说，我一定会还余公一个公道说法。可是民众们边哭泣边说：“我等草民愚昧，不见余公，我们决不回去。”齐苏勒无奈，只好当着万众的面，写了为余甸辩诬的奏本，并对天发誓说，定会上奏皇上。至此，万余民众才散去。当他们离开时，手中扔下的香火，堆积成一座小山。

　　雍正皇帝接到齐苏勒的奏折后，下旨召见余甸，详细地查询事情的来龙去脉。当余甸退出后，雍正对执政大臣们说：“朕又得一直臣矣！”接着提升余甸任山东按察使。在任一年多，他因山东是孔子的家乡。因此在施政方面，坚持“崇礼教，轻刑罚”，对无衣无食的穷苦百姓，在商人交的商税中抽出三分之一接济他们。一年后调入京城，任顺天府丞。后因手下属吏犯了错误，余甸被敌政攻讦，除名回乡。年七十二岁，卒于家。

　　《清史列传》列余甸为“循吏”，对他的评价是：“甸刚方清简，以儒术饰吏治，直声震天下。文章书法，亦冠一时。殁后，所历官地，父老闻之，皆群聚哭祭奠焉。”他还慧眼识人才，康熙五十三年任四川乡试主考官和康熙五十七年任礼部同考官，所取邹宾和汪应铃，后来这两人都中了状元。一生所著有《千卷楼集》、《入蜀集》、《出蜀集》、《田生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