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黄檗山万福寺踏访记（图）

　　知晓有黄檗山万福寺，是因为十来年前在关注日本饮食文化时，注意到了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初期，自中国传来了新的饮食形式“普茶料理”和新的饮茶方式“煎茶”，而这两种新的元素都与黄檗山万福寺有关，或者说与在日本创建了万福寺的隐元和尚有关。自此以后，就很想去寻访万福寺。但万福寺虽在京都，却是在京都府的宇治市郊外，有些偏僻，有时因公务访日，都是来去匆匆，一直未能有充分的闲暇去做一次尽心的远足。

　　此次来神户大学任教，有一年之期，应该可以了此夙愿。六月初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周五，与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生为伴，换了几次车，最后坐京阪宇治线来到了黄檗站。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观光点，应该有不少乘客下车，结果只有寥寥两三个人。而黄檗站，也像是一个乡村小站，周边颇为冷寂。走出车站，按照指示牌，沿着一条弯曲洁净的狭窄车道，经过万福寺的外围建筑万松园，来到了寺院的山门前。

　　万福寺始建于1661年5月，占地四万数千坪。它的缘起，完全在于一个来自中国的名曰隐元(1592-1673)的高僧。隐元出生于福建福清的一户农家，21岁时因去寻找外出的父亲，在浙江北部一带游历，后在普陀山拜见观音佛像而萌生出家之念，以后历经坎坷，46岁时继承了师祖费隐的衣钵，成了家乡黄檗山万福寺(属禅宗临济宗杨岐派)的住持，因修养深湛而深孚众望，逐渐成了一代名僧。17世纪初期，因兴盛的海上贸易，日本的长崎一时成了来自福建、浙江等地的华侨的集聚地，于是自1624年起先后兴建了兴福寺、崇福寺和福济寺三座具有中国明代风格的寺院(被称为“三福寺”)。1649年，崇福寺(该寺周围因福建人居多，又被称为“福州寺”)的第二代住持圆寂，一时无人继位，就请隐元的一位弟子来担任住持，不料在赴任途中死于海难。于是就恭请隐元赴日，初时隐元因念及自己已是六旬高龄，曾数度谢绝，后为对方的诚意所感动，在他63岁的1654年，携带了多名弟子远涉重洋，乘坐郑成功的船只自厦门来到了长崎。其时江户幕府已经实行了锁国政策，除了部分中国商人可在长崎指定的区域(即所谓的“唐人屋敷”)内居住生活外，已不允许外国人自由登陆。隐元因其崇高的声望和当地僧人特别的疏通，不仅担任了崇福寺的第四代住持，并于翌年9月自长崎来到了大阪的普门寺。1658年，又被引荐给江户的德川将军，幕府当局为隐元的高僧气度所折服，将京都附近宇治地区的一片土地赐给他建造伽蓝，当地元老等也慷慨捐出资金。

　　隐元出于对自己家乡的深切挚爱，将新建的寺院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并完全依照家乡寺院的建构，悉心策划营造，在此担任住持三年后，将住持之席禅让给弟子木庵，自己则隐退于竣工不久的松隐堂，但他仍然是寺院的最高核心。在他晚年，除潜心研究佛法外，还亲自制定了影响深远的《黄檗清规》，并撰写了《松隐集》《松隐二集》《禅余歌》等多册著述，将中国明代(隐元东渡日本时，中国虽然已发生了王朝更迭，但他所延承的则完全是明代的文化)的禅林礼法和规矩完整地传到了日本，同时创建了黄檗宗，与临济宗和曹洞宗并举，形成了日本禅宗的三足鼎立之势，兴盛时宗门下的寺院达到上千座，现今仍有半数留存，万福寺也就成了黄檗宗的大本山，连先期兴建的长崎“三福寺”也皈依了黄檗宗。可贵的是，万福寺由于地处偏僻，长期以来得以远离战火和兵乱，并奇迹般的幸免于火灾，整个的寺院建筑和雕塑、器物都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所有的屋宇都是三百五十年前的原貌，其中的十七座建筑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

　　如今，我就站在这样一座寺院的总门前。总门其实并没有十分宏大的气势，只是像一个院落的大门，门前有两口井，曰龙目井。跨入门内，有一个售票处，门票五百日元。东侧有一个放生池，这也是日本的寺院所不多见的。拐一个弯往前走，巍然耸立着一座山门，纯粹的斗拱木建筑，上悬“万福寺”的匾额，为隐元所书写。门前种植了四株高大的松树，但应该不是当年所植，约有百来年的树龄，树干挺直而枝叶茂盛。山门外有一立石，上刻有“不许荤酒入山门”七个大字，不觉令我哑然失笑，因为如今的日本和尚，是既可娶妻，又可饮酒食肉，这是明治以后的新气象，而万福寺内，似乎依然严守着中国传来的“不饮酒、不邪淫”的戒律。

　　自山门往前，成一轴线地排列着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威德殿，再往后，便是满目苍翠的妙高峰和五云峰，如一把太师椅的靠背，怀抱着整个寺院建筑。寺院的主建筑呈中轴线排列，两边各有钟楼、鼓楼及其他廊庑建筑，这差不多是今日中国寺院的基本格局。但其实这样的格局历史并不久远，且不说魏晋南北朝，即使到了隋唐，寺院的中心是佛塔和主殿，其他建筑大抵围绕在周边，这样的格局我们可以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兴建的兴福寺、药师寺以及由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营建的唐招提寺(如今的遗物大抵皆保持了当年的风貌)中一睹原貌。寺院建筑普遍出现中轴线式的格局，大概是宋以后的事情。日本最初出现左右对称的寺院格局，是南宋末年来日本的兰溪道隆(1213-1278)在邻近今天东京的镰仓所兴建的建长寺，这在当初的日本是第一座纯正的禅寺，被封为镰仓五山的第一位，但原建筑后来都毁于大火，今日的屋宇都是江户时代以后重建或移建的，我曾慕名去寻访过，结果有些失望，宋代的遗风几乎荡然无存，中轴线或左右对称的感觉也无从捕捉，只有钟楼内的一口梵钟是当年的原物。万福寺大概是日本保留了宋明以后中国寺院格局的最早最大的一座禅院。

　　进入山门，迎面可见的是天王殿，兴建于1668年，这在日本的寺院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大殿正前所供奉的弥勒佛像，是来自福建泉州的范道生(1635-1670)的作品。范道生1660年受当时长崎福济寺住持的邀请来塑造佛像，后又被隐元请来为万福寺造像，除弥勒佛外，天王韦驮和十八罗汉像乃至后来隐元的寿像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如今我们所熟稔的袒露上身、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像，应该是宋以后出现的，他的原型据说是五代时行云江湖的布袋和尚，北宋的《景德传灯录》中记录了许多他的故事，他那“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的旷达的人生态度，为僧俗两界的中国人所喜欢，被认为是弥勒的显身，以后便有了大腹便便的弥勒佛像。布袋的故事也曾随水墨禅画一起传入日本，广为人们所知晓，室町时代(1336-15世纪末)时又被列为七福神之一，可谓是一个吉祥物，但与弥勒佛却并无关联。万福寺内的弥勒佛像，如果不是最早，至少也是最早出现在日本寺院内的弥勒佛像之一，且体型最为宏大。不过，与寻常在国内所熟见的弥勒佛像比，开怀大笑中却稍稍有些蹙额，面容似乎也不够慈祥。何以会如此，未及细细考究。

　　出天王殿，迎面可见的是大雄宝殿。这是一座宏大的重檐歇山顶建筑，屋檐有些翘起，这与宋代的风格，已经大不相同，但似乎还不能用“飞檐翘角”来形容。原本应该施有朱漆，现在大都已漶漫褪落，前几年曾对寺院进行了重大的修缮，但并未新施油彩，给人的感觉是古色苍然，有厚重的历史感。与中国的大雄宝殿前不同的是，这边阶前长方形的开阔地上铺设了一整片的石子，犹如日本的石庭(又称枯山水)，但没有那么考究，没有叠石，虽然石面也爬梳出了一些纹理。中国的大雄宝殿前，常常可见一片香烟缭绕，这边却只是在正门前象征性的放置了一个小小的香炉，既无人焚香膜拜，自然也没有香火袅袅的景象，一切都显得静穆、庄严。说起大雄宝殿的称谓，似乎历史也不久远。原先寺院内供奉本尊的殿堂，大抵称作金堂或本堂，日本大多数寺院，延承了隋唐的传统，今日依然如此。大雄宝殿，大概在明代时才成了禅寺中主殿的一般称谓。

　　大雄宝殿内，释迦佛像下，有一个硕大的木鱼，一般人都知道，此乃僧人诵经时所用。可是与大雄宝殿的称谓一样，寺院中我们所熟识的木鱼的出现，也是比较晚近的事。不过与此相关的记载，倒是很早就有。 “木鱼”一词，最早大概见于1019年问世的《释氏要览》中。元代重修的《百丈清规》中说：“鱼昼夜醒，刻木，象形，击之，以警昏惰。”可是宋元时期的木鱼，只是鱼形的木具，主要用于寺院中入堂、斋粥等时集聚僧众的场合，并非今日所见的用于诵经的圆形木鱼，后者大约出现在明代。此后便将用于集合的木鱼称为“鱼梆”或者“鱼板”。1981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中说：“在承应年间(1652-1655)，黄檗禅来到日本时，传来了木鱼，以后广泛用于禅、天台、净土等各宗之间。”原来诵经用的圆圆的木鱼是隐元等黄檗僧人传到日本来的！换言之，日本在17世纪中叶之前是没有木鱼的。而今日的中国差不多已经消失的“鱼梆”或“鱼板”，万福寺内倒是依然留存着，不仅留存着，且依然在使用，只是当年的原物已经十分珍贵，有些鱼板已经敲得字迹模糊，今天日常所用的，大都是新近制作的。万福寺鱼板上所刻写的文字，颇为有趣，抄录如下：

　　“谨白大众，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各宜觉醒，慎勿放逸。”

　　在隐元制定的《黄檗清规》中对此如此规定：“各处更版巡更时，各打三下，念谨策己，复打六下。”

　　在斋堂正门的左侧，悬挂着一具硕大的鱼梆，用整块的木料雕制而成，鱼目圆睁，口中含着一颗圆珠，栩栩如生，成了万福寺的一大名物。不过我想，实心木具的敲击声，毕竟不如悠然远扬的钟声和鼓声，斋堂前的鱼梆，也许只是一个摆设。说起斋堂，听起来好像比较富有诗意，其实原本称作食堂，是早先寺院中“一塔七堂”建构中的一堂，如今食堂的称谓，已经完全世俗化，在寺院中反而不用了，想来也颇可玩味。

　　相对于日本的其他寺院，万福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殿堂的门楣和廊柱上，皆有匾额和对联，如隐元所书的“一喝起风云，祥光增法喜”，第二代住持木庵所书的“气岸乾坤大，心雄日月辉”，皆遒劲有力，生气圆满。这一风景，在黄檗宗以外的日本寺院中几乎难觅踪影。万福寺内有44面匾额、56对对联，如今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顺便说及，自开山祖隐元以后一直到第十三代，万福寺的住持均为中国人，以后还有好几代也是中国人，念诵经文的发音据说也是中国话，不过其时的中国人大都来自浙江福建一带，发音大概不是今天的普通话吧。经过禅堂时，僧人们正在坐禅，并未听见诵经声，我也无从判别是什么发音。

　　说到万福寺，有两个与茶文化和饮食文化相关的地方一定要去看看。一个是位于寺院内东南侧的卖茶堂和有声轩，另一个是位于门外的白云庵。

　　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据官方史书《日本后记》的记载，大约是在9世纪的平安时代前期，但传播范围极其有限，且不久就湮灭了。12世纪末镰仓时代的高僧荣西自浙江传来饮茶习俗和茶叶及种子，并撰写《吃茶养生记》来宣传，由此饮茶正式在日本传开，并形成了具有浓郁日本特色的茶道。但唐宋时中国人饮用的都是将团茶和饼茶(犹如今日云南普洱茶的形状)碾碎后的抹茶，日本今天的茶道中饮用的仍是抹茶。进入明代时，因朱元璋的提倡，叶茶得到了有力的推广，以至于成了今日中国人主要的饮茶样式。禅院中历来有饮茶习俗，隐元及其弟子也将在中国已经普及的叶茶带到了日本，初时用沸水剪煮，在日本就被称为“煎茶”。我不敢说万福寺的僧人是将中国的叶茶带入日本的唯一传人，但至少是主要的传人，由此叶茶在日本逐渐传开，江户中期时，更因为一位在万福寺修道的僧人月海的竭力传播，受到了一般民众的喜爱，他61岁时在京都东山开设通仙亭，自备茶具，在大路上卖茶，由此得名卖茶翁，以后又形成了由“黄檗松风流”“花月流”等各种流派组成的“煎茶道”，奉卖茶翁为始祖，1928年又成立了“全日本煎茶道联盟”，总部即设在万福寺，并在这一年建造了卖茶堂和有声轩，前者是卖茶翁的纪念堂，只是一个十来平方的小屋，供奉着卖茶翁的塑像。而邻近的有声轩，基本上是日本书院造的风格，颇为典雅，门楣上是万福寺僧人弘道和尚书写的“吃茶去”三个大字，源自唐代赵州和尚的一句有名的公案，很有禅意。

　　日本寺院的饮食，中国的影响一直不小，豆腐就是一个典型。但长期以来，僧人的饮食极为简约，且大抵是每人一份，用餐时并无桌椅。隐元等带来了崭新的饮食形态。首先是吃饭时有桌有凳，四人一桌，围桌而食；其次是食物并不分开，盛在几个大碗中任由个人自由取食；三是食物的种类比较丰富，烹调方式也与今日的中国大抵无异。这种饮食后来被称之为“普茶料理”，勉强解释，大概就是与茶同时上桌的可供普通大众食用的料理。“普茶料理”后来慢慢在黄檗宗的寺院中传开，并受到了一部分俗众的欢迎，于是在寺院门外开出了一家“白云庵”，专门供应具有中国风格的素斋(日语称为“精进料理”)，万福寺内的斋堂也有供应，要预约，价格也不菲，昔日情形如何不详，我去的那天似乎问津者不多。白云庵是一家十分雅致的庭院式餐馆，粉墙黛瓦，花木扶疏，日本的素斋不用任何油腥，所以也没有任何香味，不详者还以为是哪家庵堂呢。

　　我不知是黄檗宗在今天的日本已经受到了冷落的缘故呢，还是我去的那天并非周末、且时刻尚早的原因，整个的寺院内竟是出奇的娴静安谧，在两个多小时的徜徉中，几乎没有见到一个僧人，也几乎没有其他游客的身影，直到我们快要走出山门时，才见到一个二十来人的老年观光团进来。三百多年前的古建筑，连同隐元等留下的楹联、佛像和绘画，蒙罩着厚重的历史沧桑，在一片悠长的静寂里，掩映在初夏的苍苍的浓绿之中。信步走在幽深的用木板铺设的长廊时，耳畔仿佛传来了江浙语音的梵呗声，我不觉感到一阵时空的恍惚，不知自己是身处中华，还是游历在东瀛……。(徐静波 作者供职单位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